闫红
鲁迅先生曾讲,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她没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先生这意思是,做做梦是可以的,真要身体力行,没钱可不行。
这话没错,不过就算有了钱也还是不够,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和一个有钱又有爱的男人出走之后,反而把人生的路,走得更窄了。没有独立人格,单是有钱也还是不够。
通常说安娜死于这世界的风刀霜剑,丈夫虚伪,情人冷漠,全世界都在迫害她,她只好去卧轨。但我读这个小说时,感觉并不是这回事。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人是老了点,但对安娜仁至义尽,知道安娜出轨,他的底线是别把情人带到家里来。有天他在家门口撞见了安娜的情人渥伦斯基,他想离婚,但是在当时,除非指控一方跟人通奸才可离婚,他有点不忍心。
出差途中他收到安娜的电报,说自己快死了,想要在死前得到他的饶恕。他赶回来,看着难产的安娜——肚子里是渥伦斯基的孩子,他原谅了一切,甚至拉起情敌渥伦斯基的手说,我完全饶恕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我就连衬衣也给他。
这,我简直要肃然起敬,这境界太高,咱凡人不懂。
安娜转危为安后,他愿意成全她,跟她离婚。安娜以为自己能够洗心革面回归家庭,拒绝了他的好意,却在一个月之后,和渥伦斯基私奔了,卡列宁成为彼得堡的大笑话。这到底是谁不地道?是谁坑了谁?
渥伦斯基呢,他对安娜也不错,曾经为安娜自杀,后来又和她一起出走,切断旧日,舍弃前途,为她提供优渥的生活。但安娜犹有不足。
托尔斯泰说:“对于安娜,渥伦斯基所有的习惯、思想、愿望、生理和心理上的特质只能够围绕着一件事转,那就是爱她。”换言之,安娜认为,渥伦斯基除了拼命爱她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她将与她无关的乐趣视为对自己的背叛,他出去干点啥她都会吵闹不休,以女儿生病为名,一声声地催他回家。如果放在现在,估计她也能打100个催命连环CALL。她硬生生地把“爱情”变成渥伦斯基最害怕的字眼,一听到就觉得崩溃:“又来了,又是爱情!”
看到这样一个安娜,实在无法同情,她确实非常美,但内心实在贫乏。除了爱不爱的那点事儿,她就不关心别的了。放现在,也许可以劝她一句:要不,您去找个班上?
但问题也在这里。安娜为什么不上班,或者换个说法吧,为什么全部身心都放在她的爱情上,把自己弄得那么累?答案是,她注定只能做个“女结婚员”。
“女结婚员”这个词,出自张爱玲的小说《花凋》,她写道:“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其实,不只是像郑家这种破落户,很多女人打小就是被当成“女结婚员”来培养。比如若不会做饭或收拾房子,就会被人数落:“怎么嫁得出去?”男人并不会被这样规训。
做“女结婚员”也是安娜的宿命。
卡列宁比她大20岁,原本无意于结婚,他和渥伦斯基一样,天空广阔,参政议政,赛马踢球,男人可以找到的乐子太多。他人到中年功成名就时认识了安娜,交往了一段时间,安娜的姑妈通过熟人暗示卡列宁,既然他已经影响到姑娘的名誉,就有责任向她求婚。卡列宁对婚姻没有做好准备,不免心中为难,但还是向她求了婚。
看到这里,是不是替安娜委屈,人20来岁花容月貌的小姑娘,嫁你这中年大叔,你还不情不愿上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结婚不是卡列宁的刚需,却是安娜的刚需。她活到20岁,没有被培养出什么生存技巧,获取爱是她唯一的能力。说得再极端点,一出生,她的命运就是等着嫁人,不是嫁给这个人,就是嫁给那个人。
安娜跟卡列宁结了婚,婚后很无聊。她不爱她的丈夫,她不断重复一个噩梦,梦到一个胡须蓬乱的老头,弯着腰拿着铁器在她身上捅,她感觉那个农民并不注意她,却拿着铁器在她身上干什么可怕的事。
这个梦有着太明显的性暗示,老头应该就是卡列宁,她认为他对自己没有感情,那性事也如用一个冰冷的铁器在她身上捅。
她看着那个和她互不相爱的人,厌倦疲惫至极。她意识不到这是个结构性问题,是“女结婚员”这个设定导致的,以为自己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等到对的人粉墨登场,局面却变得更糟糕。她孤注一掷地和渥伦斯基出走,剪断所有的社会关系,让自己处于孤立无援之地。既不用上班也不用做家务的她,有的是时间胡思乱想,并在这种胡思乱想中,产生了足以淹没她的失控感。
就算有了很多很多的钱和很多很多的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还是走不出去的。
不能怪安娜,这并非她的选择。是她的生存环境,没有把她培养成一个兴趣广泛、爱好多样、独立自主的女人,单靠获取爱这一样能力,她实在太弱了,坍塌是必然的事。
关于安娜是怎样变成一个“女结婚员”的,书里没有详述,但古今中外女性的经历大抵相同。福楼拜所著的《包法利夫人》里,写了包法利夫人爱玛的成长史,可以参照。
爱玛是一个农夫的女儿,她父亲有段时间手头宽裕,把她送进了城里的修道院。修道院里也教普通人家孩子修辞、算术和天文,她父亲大概想让女儿多点书卷气吧。一个女孩子,又不能让她学医学或法律。那是男孩子才会学的东西,爱玛后来嫁的丈夫查理,家境比爱玛差得多,天资平庸到令人惊奇,但他家里人省出一点钱来,送他去学医。当爱玛在修道院学到一肚子不合时宜的风花雪月时,查理已经有一技傍身,查理跑来跟她求婚,需要结婚的她只好答应。
萧红说:“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诚如是也,就算飞起来,也上不了天。
嫁给查理的爱玛,想要过不平凡的生活,她鼓励查理医术上有所精进,但他实在没有那个能耐,酿成一起医疗事故。她只有像安娜一样,指望了不起的爱情带她飞翔,爱上了公证处的文书赖昂。两个人在一起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却也同时意识到,这样的感情不会有结果。
赖昂选择了远走高飞,去巴黎读书,爱玛却只能停在原地,与她庸碌暗淡的生活周旋。“买买买”成了她的解决方案,她买哥特式跪凳,克什米尔的蓝呢袍,一个月花14法郎买柠檬洗指甲,还要上好的围巾,当成腰带系在室内穿的便袍上。她买窗帘,买地毯,买正流行的可以搭在沙发上的花边……
当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被堵死所有出口,消费就成了她唯一能对生活施加影响的方式。然而这所谓的影响归根结底也是幻觉,她并没有那个实力,为了堵住内心的虚空她不管不顾,最终将自己推上绝路。
从某个角度说,安娜与爱玛,都是不完美受害者。作者并没有把她们写得单纯无辜,相反,他们以写实主义者的良心,写尽了她们的空虚和虚荣。但是,她们成为这样的人,是被整个环境塑造的,她们被剪去羽翼,在训诫中收起翅膀,当天性中的激情推动她们想要成为自己,一种深刻的无力感,让她们疯狂。
如果她们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安娜·卡列尼娜》里还有两位女性:安娜的嫂子陶丽选择不挣扎,面对丈夫的出轨,只能哭着原谅他;陶丽的妹妹吉蒂运气好一点,碰上比较靠谱的列文,但她并不爱这个过于严肃的人,只是坐稳了“女结婚员”的位置。
挣扎还是不挣扎,命运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托尔斯泰和福楼拜,都同样为他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之死掉过泪。托尔斯泰原本想写一个堕落的妇女,随着笔触的深入,读懂了她,题记“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八个字意味深长。福楼拜则对他的朋友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20个村落里受苦、哭泣。”
促使他们下笔的是她们传奇性的结果,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则看到了她们的来路,看到她们受的苦,于是有了一种大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