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丽柠
      
       捷克作家弗朗茨·卡夫卡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传奇。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的卡夫卡，享年仅40岁，从21岁开始写作，只出版了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其他作品皆未发表或未完稿。然而仅仅是这些屈指可数的出版作品，却为卡夫卡圈粉无数。他的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仍然是当代文学青年热读的对象。
      
       正是由于文学作品中的现代主义特点，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与另外两位不同的是，卡夫卡利用荒谬与真实相结合的手法，呈现出来的文本有点“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韵味。就像卡夫卡这个人，如果读者真的认为他懦弱、没有力量，那也未必真正看懂了他的作品。
      
       我们今天要谈的并不是卡夫卡的小说，而是作为文艺青年的卡夫卡的另一个特长，或者说是爱好：绘画。在《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中，瑞士学者安德烈亚斯·基尔彻通过对卡夫卡遗留画作的整理与分析，从传记的角度，带领读者认识了一位调皮、风趣，可能还有一点点动人的卡夫卡。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对卡夫卡画作的长文导赏，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人对卡夫卡的绘画鲜少关注。2019年，卡夫卡的大约150幅作品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公开展出，他的读者以及文学研究者才得以详细了解到这些画作所经历的战乱、版权纠纷等鲜为人知的故事。卡夫卡画作的辗转与他的遗产继承人马克斯·布罗德的人生境遇以及他对这些作品的价值认知息息相关。
      
       布罗德是卡夫卡的学弟、终身挚友，为卡夫卡遗作的整理出版、作品推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他笃定地认为，除了小说，卡夫卡的绘画也应该在艺术史上取得一席之地。尽管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卡夫卡的绘画仅仅是画在速写本、旅行日记、书信、明信片上，或者只是日记和笔记本中的一些残片，但布罗德坚持认为卡夫卡的画不仅具有独立的艺术性，而且对其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阐释作用。
      
       1952年，布罗德将卡夫卡的两幅小画卖给了维也纳的阿尔贝蒂纳博物馆。被杰出博物馆收藏的喜悦，令布罗德倍感振奋，对卡夫卡的绘画推广更加不遗余力。只可惜，布罗德于1968年去世，他的财产继承人是女秘书伊尔莎·霍夫及其两个女儿。霍夫家族对卡夫卡没有兴趣，遗留的画作少部分被变卖，大部分被存在苏黎世银行的保险柜里。卡夫卡的家人经过十年诉讼，才要回了卡夫卡所有作品的版权。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变形记》里，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格利高尔变成甲虫后，即成为了家庭的负担和丑闻，一家人都摆出嫌弃的样子，直到他孤独地饥饿而死。你可以视格利高尔为卡夫卡笔下的代言人，讽刺的是，在卡夫卡去世100年后，他的家族仍可以享受“被嫌弃的他”所留下的财富。更有趣的是，卡夫卡死前让布罗德将自己的手稿与绘画一并烧毁。如果是那样的话，世间不仅少了一位文学大师，卡夫卡家族更要痛失一大笔财富。
      
       卡夫卡的画是否具有艺术性或是某种美学意义？仁者见仁。至少，安德烈亚斯·基尔彻在本书中对卡夫卡的速写给予了充分肯定：“卡夫卡的画通常只用几笔表现人的脸和轮廓。其中的表情和态度不是静态的，而往往是动态的，有时人物就像在运动般朝一侧倾斜，采用侧面视图，通常是从右到左地移动。”这种流动性被阐述为犹太裔游牧式的叙事方式，因为他们无法与任何场域或土地建立联系。落实到个体，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不安全感。
      
       书中有一幅小画特别有意思，上半部画的是卡夫卡的母亲，下半部是卡夫卡自画像。母亲的眼睛是模糊的，卡夫卡眼睛画得清晰却无助。英国作家里奇·罗伯逊在《卡夫卡是谁》中描述卡夫卡的母子关系时写道：“卡夫卡感情脆弱不仅缘于父亲的支配，还因为母亲早就不再关爱他。”显然，在我们看来，卡夫卡是信手涂鸦，可对于卡夫卡本人，那是心流在涌动。那些书信中的随手涂抹与旅行中的绘画手记，是他不经意间为心灵而开的一扇窗户。
      
       卡夫卡曾经一度激烈地反对出版社为他的小说画插画，认为有误导读者看图说话之嫌。可他并不知道，多年后，他的小说被数度以现代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以美国导演汤姆·吉本斯的《饥饿艺术家》和美国女导演卡罗琳·丽芙的《变形记》尤为知名。如果卡夫卡还活着，是否会认同动画中的人物形象，不得而知。可我相信，这些小说中的形象，只有卡夫卡自己画出来的，才是最好的。因为作为画家的卡夫卡，从没想过讨好别人，他的画作只对自己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