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译/本报记者 李纯一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1931—）是英美道德哲学尤其社群主义的重要人物。兴趣广博的他在《语言动物：人类语言能力的全貌》（2016）一书中预告，下一本书将展示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诗歌是如何与他所主张的语言理论合辙的。
      
       这本书便是近日出版的《宇宙的连结：祛魅时代的诗歌》（哈佛大学出版社，2024）。《高等教育纪事报》刊发了马修·亨特的书评，他称这部著作虽有新意，却令人失望。
      
       书评引用W.H.奥登的“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开篇，来对比泰勒的“诗歌之用”——泰勒在新作中为诗歌辩护，将其理解为宗教仪式的一种世俗化形式。
      
       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旁》中写：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像是有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晖，
      
       来自大洋和清新的空气，
      
       来自蓝天和人的心灵，
      
       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
      
       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
      
       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
      
       （王佐良译本）
      
       他所描述的正是泰勒心目中的诗歌体验。早期，宗教仪式的特殊目的是激发人的崇高感、一种更深刻的交融感，而在浪漫主义时期，是诗歌承担起这一角色。泰勒说，浪漫主义诗人及其继承者培育出一种“重新连接”的语言，以承担我们“与宇宙的连结”，并使之“以一种打动人的方式为人们所感知，从而恢复与它的关联”。
      
       霍布斯、洛克和孔狄亚克等思想家提出“指称性”语言观，将语言的目的归结为信息的传递和思想的编码。泰勒则主张“构成性”语言观，强调语言具有独特的创造能力，“使新的目的、新的行为层次、新的意义成为可能”。熟悉J.L.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的施行性言语行为哲学的读者可能会感觉这点似曾相识，但与《如何以言行事》将诗歌归为“寄生物”范畴不同，《语言动物》经常借助文学作品来支持其论点。
      
       但是，亨特认为，以历史论证为方法的《宇宙的连结》与注重理论性的《语言动物》之间存在根本脱节。泰勒试图在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哈曼、赫尔德和洪堡的语言理论的印记，他将这些德国哲学家视为“构成性”语言理论的鼻祖。亨特指出这种思想史方法破坏了《语言动物》的立论基础——如果浪漫主义诗歌需要德国哲学家的支持才能产生符合“构成性”语言理论的“连结”，那便意味着这种理论受历史的限制。而《语言动物》的副题恰恰显示，它渴望说明“人类语言能力的全貌”——这是一个超越历史的抱负。
      
       在亨特看来，泰勒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修辞学也即诗歌的形式。事实上，浪漫主义的美学事业屡屡受惠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诗歌形式的复兴。《宇宙的连结》试将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统合在思想史的框架下，然而在解释诗人如何使用他们的语言时，思想史只能提供一套有限的工具。
      
       例如泰勒说亚历山大·蒲柏的《温莎森林》反映了当时的形而上学秩序，亨特则提醒，只有将这首诗放入格律精严的英雄双韵体，蒲柏才能让人产生错觉，深信他的语言是一面照向自然的镜子。用泰勒自己的术语来讲，即使语言看起来是“指称的”，它仍是以“构成性的”方式在工作。这是《语言动物》的一个重要见解，但《宇宙的连结》忘记了这一点。
      
       文学批评依赖于细读，亨特认为泰勒的新著事关文学，却恰恰缺乏细读。对细读的漠视会滋生所谓“文学哲学”，他援引文学评论家南希·尤瑟夫的说法，认为这显示了“英美哲学中阐释学方法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