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为明朝服饰定下基调：“诏衣冠如唐制。”三年后，礼部进一步细化：“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赤色为宜。”单从法理角度理解，明朝对蒙元服饰似乎没有继承逻辑关系，朱元璋似乎也不愿二者间有什么瓜葛。
      
       然而，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罗玮钩沉索隐，收集了上百幅各类元明服饰的高清图像史料，写成《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一书，证明元朝时期，蒙古族具有鲜明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式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服饰行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蒙古服饰并没有随着元王朝的崩溃而在汉地销声匿迹，相反却以不同形式继续在明代社会中广泛传播流用，其影响甚至还延伸到了清代，并在几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影响。
      
       众所周知，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缔造的大一统王朝。作为马上民族的蒙古，其衣着与此前唐宋稍显宽大的风格有着明显不同，元代服饰大都长袍较短且偏紧束，腰部还多衣褶，如此设计显然更便于蒙古人崇尚的骑射。罗玮指出，“蒙古辫线袄形成如此复杂甚至‘华丽’的造型和工艺，原因就是为了便于骑马射箭”。入主中原和平定江南后，辫线袄因在劳动生活中得到更好的体验验证，“给南北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楚王好细腰，后宫馁而殪。元代蒙古服饰在汉地的推广普及，必离不开权力审美的示范效应。在此罗玮特引用两则历史典故：相传“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因此齐国上下都穿紫色衣服”，结果紫色面料奇货可居；而东晋名臣王导为将国库中的绢布变现，以弥补“国用不给”，于是与“大臣名士一起穿着绢布单衣”，上行下效，终如所愿。无论齐桓公还是王导，均位高权重，他们的审美观念给外部传递出强烈的示范信息，同时也意味着对符合他们审美观念的人更可能接近乃至信任。
      
       随着元朝的建立，“虽然元朝对汉族民众服饰的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甚至冕服公服式样多仿效唐宋制度；但在蒙古贵族掌权统治下经过一个世纪后，南北汉族人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上层的影响，沾染些所谓的‘胡风胡俗’”。率先作出改变的往往是那些士大夫。经过岁月洗礼，士大夫衣着慢慢向蒙古习惯靠拢，“不仅不穿深衣了，而且模仿蒙古的语言服饰”，以此冀望获得政治前途。对于这一现象，罗玮称之为士大夫的群体性“失忆”。
      
       如同辫线袄，蒙元服饰在汉地的渗透，并不全然依赖高压和权力示范，其自身也有某些优势。除了劳动便利的因素外，“蒙元时代的很多史料披露出蒙古服饰行用的一大特点是没有等级、社会通用”。曾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震惊世人的沈从文就曾指出：“元代习惯上下平等衣着式样，区别并不大，等级区别在衣着材料、颜色和花纹。”对于渴望缩小等级差距的中下层民众而言，蒙元服饰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载体。
      
       当然，汉地对蒙元服饰的接受并不是全盘照收，常常会结合实际予以适当改造，比如答忽。罗玮指出，汉地穿的绵搭襻、绵团袄、绣衲袄，“实际上与蒙古族的答忽名异而实同，是中原特定环境产生的以棉为材料的汉式答忽。这说明原本以毛皮为材料的蒙古答忽，在汉地结合了农耕地区的特点，产生了新的式样”。中原不像蒙古毛皮材料充盈，但中原也有自身优势，那就是棉织较多，且价格更为经济。
      
       蒙元服饰对汉地的渗透不可避免，那么在明朝建立后，蒙元服饰又以怎样的方式继续流传呢？虽然明太祖努力想割断与元朝的文化联系，但有的服装已经在汉地流传开来并深入人心，几乎到了禁无可禁的地步。对于这样的现象，倒也难不倒官员的智慧。做工简单用料节省的瓜皮帽传入中原后，很快流传开来，成为“明代平民百姓最常戴的便帽”。对于这一现象，明朝宫廷并没简单地一禁了之，而是采取了更具智慧的策略，如他们“论述瓜皮帽起源时，大多援引明人旧说，认为其为明太祖所创。这种把某一历史事物的创造发明归结为某些杰出人物是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十分常见的叙述模式”。可想而知，一旦形成这样的共识，源自蒙古的瓜皮帽便在明朝取得了合法身份。另一方面，为给那些由蒙元流传于中原的服装寻找法理正统性，“明代士大夫对蒙元样式的服饰赋予了新的‘起源’，直接攀附上宋制甚至唐制”。
      
       明朝对蒙元某些服饰的继承有时会采取适当的改造策略。蒙元辫线袄并没有随着元朝的崩塌而淡出汉地，甚至成为明朝宫廷仪卫制服，不过，此时他们给这种制服安上新的别名。辫线袄因“密密打作细折”“其华丽而又适合骑马的袍服特点，引起了明代社会上层极大的注意”。于是，他们对这种服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最终形成曳撒和褶子衣。然而，“褶子衣更多在社会上层行用，并没有明显的下移趋势，这或许是因为其衣饰华丽，庶民难以穿着”。相较于奋斗于温饱线的庶民而言，耗费面料的褶子再怎么好看，也不经济。有的改造“登峰造极”，如蒙元的云肩不仅为明朝所保留，“甚至影响到明朝皇室类最高级的汉族服装，进而出现了明代的‘云肩龙袍’”。
      
       虽然有禁令在先，但明朝对蒙元服饰的继承贯穿于各个阶层，包括云肩、辫线袄、瓜皮帽、质孙服、直檐大帽、卷檐帽和板巾等。“伴随着蒙元统治在汉地的逐渐确立，汉族服饰受到了占据统治地位的蒙古族群服饰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元祚覆灭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明清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综上所述，蒙元服饰的“顽强生命力”一部分来自于上层士大夫的认可与权力示范，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民间的行用体验。两种传播背后都有一种驱动力，彼此逐渐形成张力。这种张力越大，呈现的结果越强烈，其突出表征是蒙元服饰在明朝实现等级化改造，一些衣着逐渐成为身份的标志物，原本等级并不鲜明的蒙元服饰，在明朝逐渐实现身份等级的分离。
      
       《马上衣冠》梳理了大量史料特别是图片，但也有一些问题未能深入剖析，给读者留下新的疑问，比如，蒙元服饰更早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蒙元初立时，对唐宋服饰有所仿效，但到底是哪些仿效，本书未见阐述。但这也说明，明朝士大夫以承唐宋之制而选择性接纳蒙元服饰似乎也非毫无依据。再者，如果我们转换成中原视角来看，中原民族文化对北方游牧文化服装的认可，更像是一种文化包容、消化、吸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