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亚历山大大帝骄傲地宣布：“世界是属于我的。”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之一，就是收集世上现存的所有书籍。很可惜，亚历山大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有《伊利亚特》陪伴在他身边。后来，这位帝王的遗志被托勒密王朝所继承，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图书馆矗立在埃及的港口，面向大海，沐浴阳光，仿佛被亘古以来的人类智慧所笼罩。
      
       一本一摞，聚书成馆。那些有名的图书馆，从场地设施、人员培训到书目编排、书籍搜罗，无不殚精竭虑。一座尽善尽美的图书馆，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与图书馆的故事相伴始终的，还有层出不穷的人类文明的毁灭事件，它们曾经留给历史怎样的教训，带给当下、未来的图书馆事业怎样的启示呢？
      
       再小的图书馆，也能盛下满满的爱意
      
       陕西西安碑林区图书馆，以它的这个级别，真是小到不必在意。可是，对于负责建造的杨素秋和小宁来说，建好这个图书馆，是她们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在大学任教的杨素秋到政府挂职，参与了这座区级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从而诞生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部非虚构作品。
      
       这是一座“先天不足”的图书馆，它的建造初衷是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城市建设的检查，因为是过渡馆，它选址在商场的地下，经费有限，随时都可能搬走，领导对它没有太大的期望，闻风而动的书商只想趁机塞进去各种利润丰厚的畅销书或滞销书，两位图书馆负责人似乎只要按“常规”办事，就可以顺利地、毫不费力地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她们都是“胡搞、出风头”的人，或者说，杨素秋和小宁都是母爱充沛的女性，她们无法放任自己喜欢的事物朝着不可收拾的境地滑落，无法放任自己把建造图书馆这样的公共事务应付过去就了事，因为心里头的那点喜欢，因为工作的那点责任心，她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这件事情尽可能地做好。
      
       墙体如何防火、防水、防油污渗漏，不够明亮大气的图书馆招牌如何引起路人的注意，如何考虑到不同读者群的各种需求，特别是少儿区的设施安全、墙壁颜色、桌椅布置等等，都是小事情，但每一样都要花钱，而经费那么有限，没有经验的两个人需要面对接踵而至的烦恼，譬如忘记的接口位置、不合格的建造返工，以及绿植、摆件等预先没有想到的额外支出……每一分钱都要用到刀口上。
      
       最头疼的是需购的书籍种类。与书商们斗智，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商人牟利，无可厚非，关键还是要看把关的人有没有水平、能不能识破，并且能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杨素秋是博士、人文学者，阅读经验丰富，她看透了书商们玩的花样，于是自己操刀去完成书目采购的编制，这是一项很费心力的事情，而且她需要克服个人趣味、知识结构与“公共选书”之间的矛盾，她向她的师友们征询，也公开向网友征询，集合了众人的力量，完成了这项对于图书馆筹建至关重要的环节。
      
       有专业知识丰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喜爱武侠的奶爸，有热爱村上春树的中学生，有希望“做题家”可以去读一读诗的高中老师……每一种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而这些纯粹又热情的声音不可能完全被接纳，这是“公共选书人”的职责。图书馆的承诺之一，是对所有人开放。她们甚至考虑到残障人士的需求，想办法去搜集盲文书。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很感动。我的哥哥也是盲人。盲人也有读书、听书的需求，也有对知识、娱乐、生活质量的要求，盲文书籍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文学作品为他们的黑白世界增添别样的色彩。
      
       我们常说读书是私人的事，而杨素秋通过建图书馆，通过“保卫书目”展示了读书如何成为公共事务、如何尽可能地发挥公共效益。这本书非常朴实，也非常动人。它并不是对理想的赞歌，而恰恰是讲述了在现实的磋磨中人们做出的微小的改变和微小的保留。人类所擅长的，不就是在困境里想方设法实现突围吗？每一项这类目标的达成，就像一层层阶梯的搭建，慢慢地抬升了人类发展的道路。图书馆，就是这样的目标啊。
      
       从物质技术角度，说说图书馆的建造
      
       碑林区图书馆毕竟只是区级图书馆，而在人类文明史上，建造大型的图书馆所面临的问题显然要多得多，也更难应对。
      
       约翰·威利斯·克拉克的著作《藏书的艺术》，是关于欧洲图书馆历史的书籍，这部作品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建造图书馆所需要的技术层面的要求。
      
       该书从尼尼微国王的王宫档案馆讲起，接着是萨摩斯的统治者波利克拉特斯和雅典的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等人，最早的书籍贮藏室都与庙宇或宫殿有关。所有文明国家的教士都属于有识阶级，君主们则会资助艺术与文学。这些都是小型私人收藏，阅读的习惯正在发育中，但还没有牢固建立。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情况有了变化。亚里士多德的编纂实践，树立了一个样板，这才有了宏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图书长期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之前是皇帝和贵族，中世纪时期主要是修道士团体。在中世纪的公共图书馆中，书籍的制作与保存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定。那时的藏书规模还不算大，基本上可以被回廊中一个或多个书架所容纳，或是可以被放进小房间里的柜子，毕竟，当时的藏书主要限于仪式用途。修道院里的图书角逐步扩张，占据一个又一个地形有利的角落。在这样的心态催动下，谋求藏书地位的独立图书馆渐成气候，学院图书馆也在藏书浪潮下蓬勃发展。对于许多古老的学院来说，修建一座图书馆是后来才有的想法。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剑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等，都是建校后隔了大约百年才创建图书馆，而且在时间上和修道院图书馆属于同一时期，学院图书馆和修道院图书馆的内部陈设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情况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图书馆的建筑布局和制度建设基本形成，接下来，就是怎样完善。书中呈现了图书馆的书桌、阅览台、隔间装置、书柜、书架等的布置，包括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书链。每个图书馆都有特制的书链，形式不一，《藏书的艺术》中有超过十几种书链的图像，并做了详细的构造、工艺制作的解释。它们共有的功能，就是防止书被带走。在中世纪，书籍是非常昂贵的物件，直到印刷术发明，这一曾由某个特殊群体履行的守护职责才被交给了整个世界。
      
       这部作品材料丰富翔实。作者调查研究的内容，包括存放书籍的房间所在的位置、规模、布局、陈设、目录，以及其他保护性、便利性用具的进步与发展，文字解释深入到具体操作的程序分解，全书配有大量的建筑平面图，图书馆内部配置的老照片，从其他书籍中找到的各种阅读场景等，这些图片不仅数量多，局部细节有时还会被单独拎出，与文字相得益彰，提升了该书的文献价值。
      
       消失的图书馆，说不尽的烬余录
      
       人类建造了许多伟大的图书馆。可是，那些消失的图书馆的数量，几乎与建造的图书馆的数量一样多。图书馆以其特有的方式，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时代的变迁。
      
       “旅人之家”书店创办人叶锦鸿的作品《消失的图书馆》，围绕九个例子：17世纪的瑞典大学图书馆、伦敦图书馆的两场火灾纪事、鲁汶大学图书馆的两次劫难、东方图书馆的炸毁、西班牙内战中的图书遭遇、“二战”中的德国图书馆、“二战”中的巴黎图书馆、冯平山图书馆、佛罗伦萨图书馆等，向我们讲述了这些图书馆从建馆、发展到最后消失的过程。
      
       17世纪，瑞典军队从波兰、德国和其他国家抢掠了大批艺术品和书籍、档案，可是，不过100年，一场大火就毁去了2/3的珍宝。多么讽刺！居然想靠武力和强权来塑造一国的文化，人类的文明史经历了多少这样的磨难。
      
       图书馆的生态很脆弱，任何自然灾害都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危险，更何况那些人为的破坏，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每一座图书馆都成了活靶子。
      
       炮弹来了，图书馆就在那儿，避无可避。有些时候，有名的图书馆就是轰炸的既定目标。1932年1月29日，日寇突袭上海，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将其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数炸毁。据报道：“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连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尽付劫灰，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实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
      
       伦敦图书馆、鲁汶大学图书馆、圣保罗图书馆、萨克森皇家图书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它们都毁于炮火。有些图书馆的建筑虽然保存，藏品却被洗劫一空，比如屠格涅夫俄罗斯图书馆。为了避开战火，人们努力转移馆内藏品，可是，要么途中遇难，要么散佚不知所踪。
      
       对于书籍的摧毁，并不限于图书馆的区域。西班牙内战期间，20世纪30年代纳粹上台之后，焚书事件不断发生，对于书本的恐惧，仿佛瘟疫弥漫在人们心头。那些“笨拙和有毒害”的书籍被集中销毁，大批文化人遭到残酷迫害。“哪里有人放火烧书，最后就会有人放火烧人。”这部知识的受难史，让人无比痛心。
      
       幸而，还有很多爱书人。玛丽亚·莫利奈尔在流徙中仍坚持担负“教育传教”的职责，罗格里斯-莫尼诺与他的同道人继续掩护、收集、拯救流落的书籍。东方图书馆被毁后，商务印书馆迅速收拾残局，并在复业后重印的书籍版权页上注明“国难后第几次”字样，抵制日方威压，提醒人们铭记历史。香港沦陷前后的十年间，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先生坚守岗位，他把妻儿送走，孤身留在香港，后被日军拘留，遭到严酷审讯。这些铮铮风骨、义薄云天的烽火守书人，以无畏的勇气和高贵的品质，拯救了无数文化遗产。
      
       往事历历在目。图书馆可能消失，书可能被毁灭，可是，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被毁掉的，是人类对知识的向往之心。叶锦鸿写作的目的，也旨在提醒公众舆论，让专业领域和各地政府认识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藏品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期望出台一套全面的文化保护政策，并通过一线专业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的努力，呼吁世界和平，来保护“世界记忆”。
      
       图书馆数字化处理的意义
      
       图书馆遭受的灾难，很多时候防无可防。1986年4月30日美国洛杉矶图书馆的纵火事件、1998年8月16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地下水管爆裂事件，都是公共图书馆历史上的特大灾难，损失难以估量，让人痛心至极。
      
       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的《永恒的图书馆》，就是以这两次事件切入、讨论公共图书馆存在价值的一部作品。
      
       “坚忍”和“刚毅”，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两座石狮的名字。巴斯贝恩历经十余载，遍访世界各大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等，为我们呈现了无数藏书家、书商和图书馆人凭着“坚忍”和“刚毅”，在保存书籍文化的传承上所做的工作。
      
       这本书不同于《藏书的艺术》那样的历史作品，作者的视线更多聚焦于当代公共图书馆的现状与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以及在管理、保护、贮存记忆等方面的实际工作与公共讨论的意见、设想。
      
       每座图书馆的实体空间都是有限的，应该收藏什么或者定期更换哪些书呢？我们是否意识到，文化记忆实际上是被选择的，是那些被过滤之后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东西。我们必须明白，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它只是尽可能挽留部分记忆的方式之一。人类文明浩瀚丰富，同时也贫瘠困乏。依据遗忘的规则，图书馆容纳的一些物件，常常就在时间深处掩埋，妥善保存并不等于就有用，它们被层层密锁，与常人无缘。还有一些看似无用，但在遭受巨大的摧毁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珍惜它。
      
       这两次图书馆特大灾难事件，让公众注意到冰冻干燥技术和“灾难复原服务公司”的存在，原来它们也属于大型图书馆正常运转的组成部分。图书馆是一台极为复杂的机器，一台由无数齿轮旋转维持的装置。图书馆运转有一套常规的程序，要求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数量庞大到汪洋一般的书籍，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和调度。图书馆的矛盾，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矛盾之一，恰恰是对于书的“珍视”。信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哪些东西需要保存，哪些东西可以舍弃呢？对于管理人，这是很大的考验。
      
       我们仍然习惯于把图书馆作为纸质书的贮存器，但是《永恒的图书馆》作者强调了数字化处理的意义，有些图书已经进入了“渐次朽烂”的生命完结期，人们需要处理好文本的电子形式与原始记录的手稿或印刷形式的转化方式，物质形态的破坏可能意味着历史特征的随之消亡。研究与数字化保存图书有关的问题，不只是数字化复印的问题，更在于如何制定合理的“档案策略”，未来的图书馆人将集中努力担任“向导”“信息传播的代理人”、具有“增值”技巧的“守门员”，为公共阅读提供更好、更多、更便捷的途径。
      
       自人类学会书写以来，我们的书籍已经经历了好几次技术革命，作为书籍载体的图书馆亦如此。安伯托·艾柯说过，“别想摆脱书”，书籍可以死，书仍永生。图书馆也差不多，它不一定就是堆满了书的房间，它也可能存在于一卷胶卷、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或者更多的其他方式之中。只要太阳照常升起，只要地球继续运转，人类通过追求学问而获得自我的愿望就永远鲜活。
      
       图书馆是人类理想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对知识的向往、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所有人可以和平共处的空间……图书馆，汇拢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在文字中鲜明地存在着而又绵绵不息地化解着。而图书馆，是我们可以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