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导演的《白日之下》本身是不成熟的作品,恰恰给了一群成熟的演员发挥的余地,为这个显得单薄的剧本扩充了世俗的厚度。图为《白日之下》剧照。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夜,媒体和评论圈两次哗然:先是姜大卫获最佳男配角奖,接着梁朝伟六封最佳男主角。关于前者,资深的电影记者和影评人给出微妙的点评:“姜大卫竟然是第一次获得金像奖,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他活跃的时候,金像奖还没诞生呢。”至于梁朝伟获奖,口无遮拦的王晶导演做了许多人的“嘴替”:“《金手指》绝不是梁朝伟最佳演出,有点过火,比《2046》的内敛相差很远。如果我是他,会效法当年谭咏麟、张国荣,宣布不再领奖,把机会留给年轻一代。”
旧与新的相遇
梁朝伟以不是最佳状态的《金手指》得最佳男主角,实则他也是被选择的。《金手指》回望香港旧时光,梁朝伟的表演则是以不变应万变,旧时人物老派风流,从演员到电影都成了上一个世代的结晶琥珀,行业内把选票投向往日荣光。
对比之下,尽管高龄的姜大卫再上银幕,难免流露“廉颇老矣”的苦涩,但他的得奖被视为众望所归。甚至,与他演对手戏的、《白日之下》男主角林保怡被认为是金像奖评选多年来罕见的遗珠之憾。姜大卫和林保怡也是香港影视工业里的“老人”,他们各自的表演也不同程度带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痕迹,同是“老派”,梁朝伟备受争议,姜大卫和林保怡则被盛赞“人保戏”,这其中的差别宁说是针对电影,而非演员本人。新人导演的《白日之下》本身是不成熟的作品,但它给踟蹰中的香港电影工业创造了特殊的价值,即,从前的世代如何进入当下的现实,老派的“港风”表演何以对接时代议题,“旧”怎样与“新”相遇。
表演扩充了剧作的厚度
《白日之下》的叙事主线围绕一桩香港本地的调查报道,一个胆大心细的女记者卧底揭开一家福利院虐待残疾病人的真相。其实这个题材分量并不在于呈现“铁肩担道义”的媒体故事,它存在着一个极为冷硬的内核:在单一的福利院虐待案例的背后,存在着泛商业/唯商业的环境对人以及社会结构的异化,本该为公共利益发声的媒体因为盈利压力而濒临消失,本该作为公共服务的救助系统成为逐利的买卖,不受商业伦理约束的“生意”蚕食了正常的情理、道义和善意。影片在剧作层面没有足够深入地拆析这个故事内在的结构性悲剧,对于一部新人作品而言,这样的缺憾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姜大卫在多次采访中不避谈“剧本和拍摄阶段很多时候表现得不成熟”。
恰恰是这个不够成熟、有待完善的剧作,给了一群成熟的演员发挥的余地,作为主演的林保怡,以及戏份不多却屡屡制造亮点的姜大卫、胡枫和鲍起静,这些演员以各自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生命阅历,为这个显得单薄的剧本扩充了世俗的厚度。
以个体生存隐喻香港平民生态
姜大卫接到导演的邀约时,对“通伯”这个角色作出了至关重要的修改建议,他把原本的苦情孤老改成“装疯卖傻”的人设,人物的“疯”和“傻”在似与不似之间,周围的人也不能完全清楚这老头是真疯还是装傻。自带表演型人格的通伯不仅给影片增添诙谐的变奏,同时在这个人物身上,姜大卫把“类型化”和“无痕迹”两种表演风格辩证且自洽地融合了。每一次,通伯用力过度地“表演”傻子时,往往是在户外的、远离福利院的、光鲜的环境里,他最夸张的“表演”是在看得到落日和航船的港口,而在充满不堪秘密的福利院里,在人群中的通伯,姜大卫的表演是低姿态的、无痕迹的,仿佛来自生活的阅历平等地照拂了戏剧内外。在通伯身上,姜大卫以有着对照意味的两种表演,释放了香港不同的城市空间里所具有的生存意味。
以个体生存状况隐喻香港的平民生态,在通伯和姜大卫这里,是明与暗的对照。到了林保怡所扮演的福利院长,就是深入了层层叠叠的灰的重影。林保怡在《白日之下》中不仅给出他从业多年来堪称最佳的演出,并且,他的表演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这个剧作的况味。换作浮皮潦草的表演,影片里的福利院长很可能是个标签化的恶徒,一篇深度报道引发的司法诉讼难免滑向惩恶扬善的类型叙事。曾以“冷面小生”著称的林保怡,原本就擅长以“反类型”的方式、用将心比心的低微姿态演出香港小人物的充实内在。在《白日之下》里,他进一步地滤去TVB电视剧表演中可能有的任何表面化的痕迹,以“小于生活”的微表情和微动作去表演一个卑微的恶人——那是一个作恶的人,也是一个卑微的人,他在社会救助系统和商人的“生意”里都是被伤害、被背弃的,这个苟活的幸存者试图在暗处建造给自己和同类的“乐园”,而他终于成了这个暗处乐园里的“暴君”。林保怡的诠释,抽丝剥茧地具象化了一种卑微者的生存逻辑,他凸显了角色内涵复杂的“悲哀的恶”,也从中道尽一个高度繁华之地“暗处有什么”。
某种程度而言,《白日之下》是当下的香港电影创作的一种缩影,年轻创作者的能力并不足以正面强攻时代议题,他们固然有锋芒和勇气,而推着他们走得更远的,仍是影视工业里的“老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