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
      
       清末民国时期，穿越“历史三峡”的现代化转型摧毁了传统书籍出版赖以存续的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等原生土壤。内嵌于传统社会生态的四部之书，被迫卷入崭新的时代语境。脱离了传统文化母体的古籍如何顺利“乔居”现代社会，成为了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与传统被“负面整体化”的时代风潮相悖，作为古典文本载体与传统象征物的古籍虽然在观念层面受到了诸多批判，但在出版实践层面却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此起彼伏的热潮。《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宋碛砂版大藏经》《珍本医书集成》《各省通志》等各类丛书、类书、正史、宗教、医学、地方文献类古籍等得以大量出版，一时铸成现象级出版景观。在此吊诡的现象背后离不开古籍出版的“现代转身”。实际上，正是通过学科知识、政治功能及审美文化等层面的现代性再造，古籍出版在与现代社会建构的互动中找到了栖身之所，实现了功能的更嬗与重塑，并被赋予现代身份的标立和新生。
      
       传统古籍包揽的内容千罗万象，承载了我国古人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梁启超曾将其比作“千年未开的矿穴”（《治国学杂话》，1923）。然而在社会转型之际，以经史子集为分类框架的传统知识内容开始从社会的中心走向边缘。为了更好地实现传统知识内容的系统回收，出版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依归，对所出古籍按现代学科门类进行了重新归置。
      
       原本分属于经、史、子、集的古籍，在近代出版活动中被安排在了哲学、宗教、政治、军事、法律、教育、文学、医学、农学、历史、地理等不同门类序列中。正如蔡元培所忆：在十四经中，《易》《论语》《孟子》等可归入哲学系，《诗》《尔雅》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则入史学系。（《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8）不仅单种古籍如此，大型丛书亦被系统拆解与重新归置。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丛书集成》。这部包含4087种古籍的大型丛书，完全按照中外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这些古籍共被分为总类、哲学、宗教、艺术、文学、语文学、史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等10大类541小类，开辟了将现代图书分类法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于古籍之先河。
      
       现代知识分类体系在为古籍出版提供附着纲目的同时，本质上也将古籍安放在了具体的知识坐标中，实现了传统知识的现代引渡。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一方面赋予了古籍更有条理、有系统的知识面貌，古籍出版也反向推动了参照西学知识分类所进行的中国近代学术系统的重建，使得传统的格致、刑名、音韵之学等有了现代归依。以知识分级、分类为基本依据的现代学制的建立及教育科目的设置，打通了包括历史、地理、国语等传统知识进入教育实践的现代通道，为古籍知识的回收与再用找到了新的寄托与门径。且伴随着民国时期图书馆运动的推进，大量古籍得以进入各机关、学校、地方图书馆等，实现了一次传统知识在社会层面的下沉与回收。在现代生活中，古籍也发挥了某些特殊功能。如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包括《黄山志》《泰山志》等在内的志书古籍，摇身一变成为了绝佳的旅行指南；《食珍录》《山家清供》《随园食单》等传统食谱，则成为兼具饮食与养身功能的特色宝典。可以说，通过出版，传统古籍所表征的“知识仓库”在现代社会不断实现了新的扬弃。
      
       内嵌于传统社会生态的古籍，以习焉不察的方式在我国前现代社会发挥了多重作用。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陈代谢”中，古籍的意象与角色也逐渐变得显豁起来。特别是在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鹄的的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传统知识承载物的古籍也被时人贴上了“陈旧古董”“渣滓残余”甚至是麻醉精神之“毒物”的标签。然而，与这种表象相悖的是，古籍——特别是作为“国家工程”的大型古籍丛书，内里却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成为了维系国脉、发扬文化、增进民族自信力的重要象征。恰是在此二元张力之下，古籍出版的政治功能也得以被重新铸造。
      
       就外部意象而言，不论彼时国人给古籍贴上了何种负面标签，在域外人士眼中，传统古籍总摆脱不掉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象征意涵。尤其是大型古籍丛书，更直接承载和充当了这种“国家符号”。英、法、美、加拿大、日本及南洋诸国等，热衷于购买中国古籍，《二十五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纷纷走出了国门。政界、文化界、图书馆界等人士也汲汲于通过对外赠书、图书互赠交流等方式，将古籍作为民族遗产送达域外。其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珍本》更是直接被政府作为“国礼”，以极高的外交礼遇赠送给英、美、法、德、意、澳、苏联、印度、缅甸、国联等国家和组织。1934年、1937年在上海先后举办的“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及“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上，《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作为中方代表与《大英百科全书》、狄德罗《百科全书》等世界各国标志性文献并肩展览。可以说，古籍在文化外交中被赋予了更为凸显的政治资本，成为了国家形象与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大量古籍的整理出版，既是对此种意象的因应，同时也是对这一符号的不断创造和维系。
      
       在古籍出版的象征意义背后，本质上也潜藏着切实的权力运作。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看似被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私营出版机构所主导，但在每类古籍出版的背后，均可看到不同类型和层级的政府机构的隐绰身影。特别是在转喻国家权力的国史、方志、舆图等古籍类型中，这种政治介入更为显著，古籍出版也因此成为了进行政治规训的权力工具和载体。近代时期中央权力权势转移，造成了“去中心化”的割据局面。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不久，即于1928年末着手重修通志，并开始推动各省成立通志馆。一系列地方通志的续修出版，使中央政府的话语与意志得以灌注和伸张，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地方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换。以方志为代表的地方类古籍出版在民国时期因此也实现了“去地方化”和“再中心化”的政治功能再造。
      
       古籍兼具文本性与物质性。除了内容层面承载的传统知识外，其在物质层面亦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审美文化。艺术之“美”与版本之“古”、内容之“精”共同构成了古籍善本不可或缺的衡量标准。然而，现代出版印刷技术的革新，极大程度上颠覆了古籍出版的流程和生态，重塑了古籍生产的物质美。
      
       在“铸以代刻”的时代变革中，除了部分仍沿用传统雕版印刷手段的出版商外，出版机构均已开始大规模采用工业化的机械生产方式。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古籍出版的纸张、油墨、开本、装帧、字体等也适时产生了新的变化。传统的手工纸多被更适合机械印刷的连史纸、赛宋纸、白报纸及各种进口纸等取代；以线装为主流的传统装帧方式也大多换身洋装，或普通平装，或布面精装；以往刻写精美、刀法精拙、各具风格的古籍字体也被各式机械字模所替代。即使是以“存古之貌”为追求的古籍影印，虽然在字体刀法、版式行款甚至封面装帧保留了诸多原始样态，但在印纸、墨色、开本等方面也实现了新的创造。如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选用江南造纸厂的机制毛边纸，照原书缩印成小六开本；中华书局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采用三开本线装，原书九页缩印至一页，以印刷有价证券的橡皮机印制，“异常精美”。重新排印的古籍，在物质层面则体现出更大的变动性。中华书局排印的《四部备要》采用新创制的聚珍仿宋体印刷，分“诵读之书”与“阅览之书”，将正文、笺注等按不同字号加以排印，五开本线装之外，另有十六开本的五册洋装缩印本，全书采用“顶上”的美国油墨，“墨色匀厚，冠绝古今”。减重缩页、采用洋装成为了民国时期特别是三十年代中后期古籍出版的新风尚。这一变化极大便利了现代读者的购阅需求。正如陈望道所言：“旧式的《二十四史》就使有钱买，也没有地方摆”，而新式印装本《二十五史》则“摆带都方便”。（《申报》1934年10月21日第15版）
      
       除了上述物质层面的再造以外，一些具有中式美学价值的古籍及古籍中的美学元素也以影印或改造的方式，得以“金蝉脱壳”进入现代社会。包括《古今碑帖集成》《中国名画集》《古明器图录》《芥子园画谱》《十竹斋笺谱》等在内的一大批书画碑帖、金石印谱、篆刻图录、乐谱词曲等艺术类古籍，被有正书局、神州国光社、西泠印社等大小机构以珂罗版、铜版印刷等技术高质量翻印出版。与此同时，古籍中所承载的字符、图案、钤印等各种审美元素，也得以在挪用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嵌入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日常生活，形塑新的生活美学。民国时期的信笺、版画、书籍封面、插图、广告标识等无不在新旧混杂之间创造并阐释着这种新的美学，古籍及其出版的生命力也在这种视觉审美中得以赓续。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出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