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乾
      
       1919年，弢翁已走出书斋，离津赴青岛主持华新纱厂的建厂事宜。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难免有不顺心处。这时，师白表伯在津常为许氏舅母代笔家信。
      
       天津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刊印《阅读天津》丛书，其《群星》编收有《实业兴家国·周叔弢》一册，付梓之前，承作者与责编厚谊，我得以先睹为快。本书以生动的笔调，简要描述了自扬州小盘谷走出的传主（即我的祖父，以下称弢翁）如何学习、成长，投身实业，搜求古籍，又毫无保留献诸人民的感人事迹。书中也谈及其教子有方和外甥孙师白对舅家的回忆。由此，也使我想起了近三十年前即1995年对师白表伯的访谈。师白表伯是硫酸工业技术专家，曾长期担任国营上海硫酸厂总工程师。那时，他虽已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十分健谈。
      
       孙师白（1907—1998），原名浔，安徽安庆人。曾祖孙云锦（1821—1892），字海岑，曾入曾国荃幕府，由相关资料可知，其担任过南通州知州和江宁、淮安、开封等地知府。师白表伯说，他的曾祖与弢翁的祖父周馥（1837—1921）是“老交情”，“早年在安庆未发迹时即相识”。孙擅诗文，兼能测字，说周的八字“宜北不宜南”，“要投靠李鸿章（都是安徽人）”。“孙家则是与曾家关系密切，家中有曾国荃题写的‘致清和’匾额。孙为人散淡，不图仕进，慈禧太后曾要他任上海道却未应”，“一辈子清贫”，“玉山老人（按即周馥）很钦佩我的曾祖父”。
      
       师白表伯的母亲是周馥的孙女，也即周学海之女、弢翁的五姐，“读过女子学堂，新式妇女，学问好”。弢翁姐弟情深，也曾多次到访安庆孙家探望，惜天不假年，姐罹患伤寒早殁，并于临终前向弢翁托孤。
      
       师白表伯的父亲虽然续弦，但为时不久也夫妻双亡。师白表伯母亲共生六胎，早有两个夭折，所剩四人中，其兄也去世了，只馀其一姐一弟共三人。他清楚记得，是在十二岁时（1918年），弢翁亲自到上海正式接其三人到天津共同生活。此后姐姐也去世，1926年，兄弟二人双双考入上海交大电机科，始离开舅家。
      
       1911年辛亥革命后，弢翁离开扬州，移居青岛。师白表伯回忆，早在1913年初，也即弢翁的萧氏夫人去世不到两个月时，他们姐弟三人就曾来到青岛舅家，住在三楼，正是弢翁书房之上，曾因顽皮而被申斥。他还记得，这时也居青岛的玉山老人周馥“举步似鹤，下足有声”，乘坐马车来看望他们，还曾“带我们去购买玩具，每人的名字记不住，就数数目，一、二、三……，看看进去几个人再数出来几个人，以免丢失”，“老公公对我们恩情似海”。“老公公去世后归葬家乡时，安庆家家摆出香案，测字摊给十元钱，其馀给二元”，“老公公很有乡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侵占青岛，人们不得不分别离去，孙氏姐弟返回安庆。
      
       弢翁自青岛迁往天津后，先在庚子之变后新辟的意大利租界内（今属河北区）赁房居住。时隔七十多年之后，师白表伯对于当年居所依然记忆犹新，甚至画出地图加以说明。
      
       弢翁挚友劳健（字笃文）介绍学术造诣颇高的张潞雪先生，作为塾师来家教授我的父辈。师白表伯年长我父六岁，当时除在南开学校就读外，课馀时间也同在家塾中随张先生学习。他回忆“书房中挂有孔子像，还备有戒尺。张先生讲授《汉书》《毛诗》”，“你父亲作文章，我说他是‘小孟子’”。“我们还一起学习日语，我为他起名‘骆驼’（Lakuda），意为‘任重道远’”，“我们亲如手足”。
      
       1930年代初，师白表伯曾任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师。他十分自豪地强调：“我是自学成材。”的确，他虽是学习电机出身，后来又通过自学成为知名的硫酸工业专家，不仅在上海主持建立了硫酸工厂，而且还经常受邀到外地指导工作，为我国硫酸工业的发展奋斗终生。他不仅聪明好学并学有所成，而且兴趣广泛。他在交大读书时，办起了名为京剧会的票房。他自称会演三十几出戏，还练习了跷功。
      
       话题再回到他们在天津历时八年的舅家生话。
      
       1919年，弢翁已走出书斋，离津赴青岛主持华新纱厂的建厂事宜，作为专务董事，从签订合同购买机器，到验收安装与投产，都是亲历亲为。当时国内没有关于纺织的书籍，而是需要依靠阅读英文技术书籍，边干边学。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难免有不顺心处。这时，师白表伯在津常为许氏舅母代笔家信，“在‘两地书’中，舅母劝他不要发牢骚，说‘卖油的娘子水梳头’，这话是很沉痛的”，“我劝他不要发牢骚，他骂我：‘你教训我？’”“你爷爷很喜欢我，又常常骂我，因为我很调皮。”
      
       师白表伯还回忆到，1925年底，许氏舅母在诞下第八个孩子治良后不幸去世，虽然请来了名医，也已回天无力。“弢舅与许氏舅母感情甚笃，难以面对现实，在一段时间内迁怒于孩子，使治良没有得到父爱”，“当时没有计划生育，生孩子太多，像是灯油干枯，人死后还要打强心针，也是无济于事了。”“为了安慰弢舅，四外婆（按指周学熙夫人）拿出了原为自己准备的寿材给逝者使用。”
      
       这时，弢翁在历经青岛和卫辉两地华新纱厂的工作后，又受命转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师白表伯回忆，他们从上海交大毕业那年（按应为1930年），弢翁曾接他们到唐山度暑假，得以再度欢聚。根据亲眼所见与体察，他认为“青岛（华新）是他（指弢翁）一手搞起的，不是现成的。创业困难。”唐山华新则是“将相和”，领导层中“关系融洽，大家同心协力帮助他”，“在任十年中，即把一个单一的纺纱厂发展成为纺、织、染全能的企业”，“唐山所产洋布畅销市场，每尺0.13元”。“心血是在青岛，成熟是在唐山。”唐厂被日本资本强行加股合办后，奋然离职时，“工人们停车含泪送别”。
      
       师白表伯说，“我一辈子看人是‘观微知著’，即从小见大”，“你祖父一生办过五个厂，四个纺织，一个水泥。最先是创办青岛华新纱厂，很成功”。在卫辉华新纱厂工作的时间不长，“你爷爷是书生，卫辉华新的棉花采购员是我兄弟奶母的儿子，说他是棉花大行家，采购来的棉花不用看，用手一摸，水份、韧性心中有数，好坏立辨，我们买花的哪敢大意？”
      
       师白表伯还说，“我在清华大学工作时，他派（天津华新）桂季桓（时任该厂工务长）找我，说工厂照明不好，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好，要我去设计照明”，“旧企业家对工人死活不管。我很感动，他关心工人完全发自自然”。
      
       抗战胜利后，弢翁任职启新洋灰公司。师白表伯说，“他到启新后，又派人找我，说冒灰不得了，把附近居民衣服损坏，要我解决。”“这是近代的环保问题，我住了好几天，局面可以改变，但是工程浩大，……与上海一些资本家乱排乱放，把苏州河污染成为黑水河的现象相比，这也可见他是个进步的企业家”，“环保是世界大事，那个时代就注意及此，眼光远得很呐！”“我后来注意环保，即与你爷爷有关。”“我谈的这几件小事不小，破坏环境，你爷爷是不肯干的！”
      
       师白表伯引用“外甥像舅”的俗语，说“这句话有道理”，“你爷爷有童心，天真正直，乐观达观，我继承下来，这也是我们长寿之道”。他多次提到，“你爷爷对我的恩德是报不尽的”，还说“周家（事）尽在我心中”，打算撰写“儿时青岛”“天津岁月”，终因忙于论文的写作而未能实现。
      
       回顾以往，我与师白表伯的接触并不算多，可以说是先识其文，再见其人。幼年初识字时，曾在祖父案头见到他的来信，信的上下款分别总是“三舅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和“甥浔叩”三个字，由此也得以初窥旧时书信的格式，对此印象深刻，至今历历在目。
      
       1991年夏，师白表伯曾在来信中说，他原计划要偕妻女北上看望舅母，并参加弢翁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还要和同窗挚友吴大任教授（著名数学家）同返南开中学。然而，由于“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硫酸技术交流会而不得不作罢。
      
       师白表伯还向我介绍了他退休后，设立“孙师白硫酸技术发展奖励基金会”的缘起。他自奉甚俭，安居陋室，却竭尽一己的财力与智力于钟爱的事业。他的拳拳之心，令我肃然起敬，也浮想联翩。如果性情相近、情同父子的甥舅二人欢聚于九泉，当会传出更多启人心智的妙语嘉言。
      
       （作者为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