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辰
      
       处置“僵尸车”难，要形成长效机制更难。但即便是“硬骨头”总要啃下来，也总有啃下来的方法。
      
       结合因地制宜治理废弃汽车的具体情境和案例，昨天，记者采访了各方代表人物——普陀区法院立案庭法官唐寅、虹口区凉城新村派出所民警刘剑川、闵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以及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居民金诚，在交流碰撞中探讨经验、坦陈困惑、共谋良策，共同指向一条相互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的路。
      
       新机制，解决老问题也要“更解渴”
      
       去年6月，普陀区法院在上海市高级法院指导下，在中远两湾城第三居民区试点成立了“居委法苑”，立足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赋能超大型社区，探索诉源治理新模式。“居委法苑”成立不久，居民区书记反映被困扰许久的“僵尸车”问题，希望借由“居委法苑”集合平台资源进行彻底整治。
      
       唐寅回忆，联席会议上，居委会、法院、社区民警、物业公司四方代表围坐在一起共同磋商，拿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很快，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启动程序查找到车主信息。其中一辆“僵尸车”车主父母住在中远两湾城，当居委会干部上门时，老两口说：“这是儿子的事，我们不管。”
      
       好在居委会有经验，发动楼组长、党员居民与车主父母沟通。原来车主一家人担心可能要缴纳巨额物业费、停车费，才不愿对车辆进行处理。能找到人，人有诉求，事情就好办。居委把物业公司、车主等利益相关方请到一起调解协商，作为下沉法官，唐寅向各方阐明“僵尸车”的法律问题和利害关系，最终各方对于费用问题达成一致，“僵尸车”得以处置。
      
       刘剑川在工作中观察发现，废弃车辆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车主购置了新车，不知道怎么处理旧车；▼下转第五版（上接第一版）有的车辆卷入债务等经济纠纷，车主没有办法处置；还有的车主法律意识、公德意识淡薄，把车停在原地，成了“最方便、最不用操心的方式”。
      
       因此，派出所在协助处理“僵尸车”时，往往需要“情理法”兼顾，找到车主后和居委会干部一起对他们开展释法普法工作，如果车主不配合，派出所启动“三所联动”机制，派出所、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共同想办法解决，就像大家常说的，“法先上，理跟上”。
      
       公德秤，治好“僵尸车”亦能管好堆物
      
       金诚所在的小区是一个新式里弄小区，从设计上看，小区根本不存在停车位，只有很有限的空间用来停车。即便如此，小区仍有一辆放了十几年的“僵尸车”。居民们不断反映问题，居委会几次三番联系车主都没结果，今年得益于交警组织的专项行动，联合城管、公安等部门才拖走了这辆“老爷车”。
      
       作为居民全程见证“僵尸车”处置过程，金诚的心得是，一些复杂的、有争议的社区治理问题，单靠居委会劝说收效甚微，联合执法似乎是最有效的。另外，如果能召开针对具体问题的听证会，让大家坐在一起出主意，也能互相启发不断完善办法，居民区迫切需要搭建起这种解决问题的框架，促成各类问题就地尽快解决。
      
       金诚说，其实每个居民心里都有讲公德这杆秤，但当触及个人利益时，思考问题就会相对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相对片面，像“僵尸车”问题就是如此。“居民之间也应该互相宽容理解，提高公德意识，还要多学法律，才能把家园建设好。”
      
       唐寅认为，培养居民们的规则意识很重要。“成功处置了‘僵尸车’以后，社区就立即着手制定了‘僵尸车’处置流程和居民公约，把经验固化成规则，这是司法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的好处，能够为居民自治提供一个确定可行的方案，今天是处置‘僵尸车’，明天也许就能解决楼道堆物。”
      
       “作为法官介入‘僵尸车’处置时，能感觉到居民都是愿意听我释法的。”唐寅说，“这也给了我底气和动力，敢于挑战‘僵尸车’这种老大难问题。”
      
       数字化，能否从源头助力
      
       张军萍认为，接下来要破解“僵尸车”处理过程周期冗长、流程繁琐的痛点，建议厘清行政机关职责权限，运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僵尸车”的发现能力和处置效率。
      
       相关部门能否进一步打通数据，推动各部门联动，缩短处置周期，让执法及治理资源尽快运转起来？譬如，可以利用图像识别、车牌识别等智能技术，对小区内车辆进行自动识别和分析。通过比对车辆年检情况、停车收费记录等信息，筛选出疑似“僵尸车”的车辆，自动推送至相关部门预警。
      
       强化当事人联系方面，张军萍建议，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尽快找到车主并联系，也可通过平台发布公告或短信提醒等方式，提醒车主及时处理。
      
       同时，相关法规政策也需完善，要明确“僵尸车”的定义、处理标准和责任主体等。加大对“僵尸车”处置的投入力度，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处置‘僵尸车’之所以棘手，因为这极大考验基层工作者的应对能力、协调能力。”刘剑川建议加强对基层工作者的培训和教育，让大家掌握法律法规、沟通技巧等专业知识；引导业委会等自治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把“僵尸车”处置写入居民公约守则；加强相互学习交流，引入好的经验做法，互相推广借鉴，从而更高效地为居民办实事，清除各类社区隐患。
      
       金诚希望借由更多成功处置“僵尸车”的案例，加强人民群众的法治思维和道德意识、责任意识，规范个人行为，共同抵制不文明与不作为。“要允许人们在思想上有一个逐渐提高认识的过程，通过正面引导、典型判例，给大家指明正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