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闻佳
      
       “如今，人人都流行说‘我emo（抑郁）了’。而且有不少人认为，抑郁症就是郁闷、不愉快。但是，抑郁、不开心，都是可以自我调节的，而患抑郁症的人无法自我调节，因为他病了，一定要看医生。”彭代辉常常需要跟人解释，到底什么是抑郁症，他到底在做什么。
      
       彭代辉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主任。在他这里，主要涉及两种病，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归结起来，也可指向一个都市流行词——情绪。在彭代辉这里，患者不叫患者，而叫“来访者”，是“困在情绪里的人”。
      
       每年3月30日是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也是画家梵高的生日。医学界推断梵高正是这一精神疾病的患者。事实上，这一疾病日既是为纪念这名天才画家，也是希望由此提升公众认知。今年双相障碍日之际，记者走近彭代辉与他的来访者们。
      
       疯子与天才间，他们在“燃烧”自己
      
       因梵高、贝多芬、海明威、歌德等诸多名人被推测患有该病，双相情感障碍又称“天才病”，这多少给这一疾病蒙上几分浪漫色彩。
      
       “这是美好的误解。”彭代辉告诉记者，之所以会有“天才病”一说，是因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典型表现就是时而躁狂、时而抑郁，处在“极端情绪的两头”，确实能具备一般状态下不具备的创造力。
      
       “精神活动会非常亢奋，思维很敏锐，天马行空。”彭代辉的来访者里有一个擅长绘画的女孩，在抑郁阶段是“暗黑系”画风，躁狂阶段画风则无比明媚。还有一个音乐人，抑郁时就是朋克金属的创作风格……他们说，有时真希望保持“轻躁狂”状态，因为可以带来灵感。
      
       “但其实这是病理状态，可能往中重度状态发展。而且届时可能出现幻觉，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而后会言行失控，可能有伤人、毁物的风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彭代辉感慨，这类患者其实在“燃烧”自己，发作的暴风骤雨过后迎来的是“耗竭”。
      
       彭代辉说，不同于传统身体上的疾病，这些患者可能因病情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如果接受及时、规范的治疗，他们完全有机会回归社会、回归日常，而不再是“患者”。
      
       精神科大夫要有情怀，共情是基本职业技能
      
       有别于传统疾病的门诊，彭代辉的门诊上，一个初诊病人往往至少需要看半小时。而今，门诊量也在增加。
      
       “并非发病率提高了，精神类疾病的发病率是相对稳定的。只是人们可能更关注自己的情绪状态了。”也因此，彭代辉总和学生说，精神科大夫一定要有情怀，“精神科有一个基本的职业技能叫共情，不是说病人哭，你也哭。而是他在非常压抑时，你要理解他为什么压抑。精神病人的社会地位很边缘化，没有情怀的话，很难建立真正的医患同盟。”
      
       当然，作为一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也得明白“边界感”，不让自己卷进情绪困局。用当下流行词说，这个职业“很内耗”。
      
       30多年前，这个职业选择更为冷门。彭代辉的父亲是医务工作者，1989年高考时，他听从父亲建议，考取了湖北医科大学（今武汉大学医学部）临床医疗系精神卫生专业，毕业后留校分配到附属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精神卫生中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精神科是冷门学科，学科发展也慢，精神病人常被认为是“神经病”，很多医生也不愿当精神科医生。但在这里，彭代辉看到了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它也可以救人性命！
      
       “遗传学研究是我选的方向，同样被诊断为抑郁症，有的人治愈，有的人不能，这可以部分通过遗传学解答，不同的遗传特征，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后来，我们又投入探索脑部变化的研究。带着研究的思路看诊，我要帮到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彭代辉感慨，初入医门也有疑惑，这个学科成就感很有限，但越学越发现，相比其他学科，因为大脑的复杂，这里有更多需要研究之处。
      
       很多问题无能为力，但爱可以创造“不一样”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国内最早将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从传统精神科中单独划分出来的医疗机构，20多年前，这里成立心境障碍科，从最开始的10张床，发展至今两个楼面、108张床。为带动学科整体发展，彭代辉发起“上海心境障碍科学术沙龙”，全上海的精神科医生常常利用业余时间聚在一起，把疑难病例拿出来讨论，至今已坚持7年。
      
       “这个学科掺杂太多的人文和社会因素。做一个精神科医生，必须要懂社会学，有人文情怀。”彭代辉感慨，在他的来访者里，大部分治疗其实很艰难，但总有成功者。
      
       最近，一个男孩专程回国来到上海找彭代辉。男孩的父母都是教师，他在初中时，开始厌学，不愿去学校。初二时，一家人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找彭代辉。“他是少数能坚持的孩子——他坚持去上学。读到高中，抑郁发作了，他开始吃药。高二时他出国游学，出现躁狂状态，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他依然坚持治疗、坚持学业。吃药有瞌睡、发胖等不良反应，父母陪他一起面对、接纳这种状态。家属的支持太重要了。”令彭代辉更为感怀的是，这个男孩后来在美国读本科、在英国读硕士期间，依然保持在这名上海医生这里随访，并在最近一次回国时特地来上海告诉他：“谢谢你救了我，我想学心理学”。
      
       彭代辉说，很多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但爱可以创造“不一样”。
      
       如今，不仅这名曾经的来访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00后选择成为彭代辉的同行。“可能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人的自我觉察更感兴趣，而且国家对精神医学的重视与投入也有目共睹。”彭代辉说，“在这个巨变的世界，人们感到压力日益多元，我们在医学上称此为‘应激’。面对不同的困难、挑战，有些应激，也是一种保护。试想，如果不担心自己的成绩，可能就不会去努力学习。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自我实现、自我接纳，而不是困在情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