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琦敏
      
       文汇报：最近，中美在脑机接口领域都传出了临床应用上的积极消息，这让人们对脑机接口的未来充满期待，甚至认为读心术、数字永生之类的科幻场景很快就会化作现实。作为脑机接口领域的专家，您如何看待？
      
       洪波：脑机接口应用于临床才刚起步，还有大量基础神经科学、临床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工程技术问题有待解决。而且关于脑相关技术的应用，还涉及诸多伦理问题。
      
       事实上，在设计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时，研发团队一般会优先选择神经环路已经研究得较为明确、传统医疗手段无法治疗的神经相关疾病。然而，在实际临床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不少我们意料之外的情况。
      
       比如，在老杨通过NEO进行康复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原先脊髓神经受损处的电信号传导能力不断增强，这是否会带来一种可能——在脑机接口的帮助下，通过反复的脑电刺激，使原先受损的神经纤维得到重新修复，打通本已断开的神经环路？这是脑机接口在过去发展中从未实现过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这只是脑机接口临床探索中一个很小的例子。整个领域的前进需要无数类似探索的累积，因此所谓读心术或数字永生的实现绝不是一朝一夕、说来就来的。
      
       而且，脑机接口的每一步前行，都会伴随安全和伦理问题。就拿Neuralink首例植入脑机接口的临床病例来说，公众的关注点大都集中在他用意念精准控制鼠标玩游戏，但业内更关注的是其植入器件的长期在体安全性。目前，植入仅两个月左右还无法说明问题，至少需要一年以上，才能观察电极是否对脑组织有影响、脑电信号的采集或传递是否依旧灵敏。
      
       文汇报：脑机接口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您认为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期待的突破将会是什么？
      
       洪波：虽然脑机接口最近几年才受到大众关注，但它实际上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道路。要知道，无论是神经科学还是生物材料、电子器件、人工智能方面的基础研究，都是脑机接口发展的基石，决定着这个领域能升到多高、走到多远。国际上，有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从基础研究做起，已有了几十年的学术积累，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等，他们在大脑运动控制解码上已做到非常领先的水平。
      
       同时，在产业领域，除了目前大家熟知的Neuralink，还有Synchron、BrainGate等一批高水平的科技企业。2001年成立的BrainGate就是一家泰斗级的脑机接口公司，目前已获得FDA的脑机接口技术人体试验研究设备豁免。去年，它还发布了植入神经接口系统临床试验的安全记录结果，以证实其神经接口系统的安全性可与其他长期植入医疗设备相媲美。
      
       在资本的驱动下，各种创新资源和要素会加速集聚。目前脑机接口的发展已非常明确地向临床应用聚焦，尽管现在全球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病例不过几十例，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受试人群会加速增长。
      
       文汇报：您认为，我国在脑机接口领域该如何发力？
      
       洪波：我国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生物材料等学科都发展很快，如果进行有效的跨学科协作，必然能够在脑机接口领域产出引领性、颠覆性的创新成果。而且，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批拥有很好创意和技术的脑机接口公司，对产业创新生态的形成非常重要。
      
       从我自己的实践来看，真正要在脑机接口领域摸索出一些门道，没有十年功夫是试不出来的。因此，研发者需要克服“走捷径”“短平快”的浮躁心态，打通创新链条，瞄准落地应用，扎实深入地去解决一个个“真问题”。
      
       现在，国内脑机接口领域几乎90%的研究都依托无创脑机接口展开。这样的研究虽然门槛较低，做起来相对容易，但也容易陷入论文驱动的低效循环中。其实，脑机接口在中国有着现实而庞大的潜在临床需求，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企业家，都应积极寻求与医生的合作，扎扎实实地深入一个个应用场景。
      
       我一直要求学生每两周去合作医院参加一次神经外科的会诊，而我自己每年暑假都会去观摩脑外科手术。只有这样，才能对临床需求有最真切的了解，也会使研究真正在临床上“接地气”，对成果也会更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