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湉
      
       什么是现实？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主观认知？
      
       什么是虚构？是想象的天马行空，还是现实的改头换面？
      
       如何了解真相？科学与逻辑能否提供足够的依据？
      
       如何做出判断？根据实证推理还是情感记忆？
      
       在悬疑与法庭题材的表象之下，法国电影《坠落的审判》没有落入邪与正、罪与罚的简单框架，而是对现代社会遵奉的医学、技术、法律、逻辑以及浸润个体生命的认知、情感与记忆加以考量。没有上帝视角。从角色到观众，人人都是盲人摸象，徘徊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灰色地带。一桩貌似平常的社会事件，层层剥离出个体认知的局限、司法体系的无力、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复杂多元。即便强烈的问题意识导致少量台词冗赘生硬，电影依然令人回味，皆因编剧和导演未曾提供标准答案。
      
       影片所涉议题驳杂，观者仁者见仁，触动各自不同。尽管如此，基本结构仍可归纳为客观真实、主观真实与虚构的三角关系，由此产生法律（社会机制）、婚姻（情感生活）与文学（精神世界）三重议题，而所有议题最终都要回归萦绕电影的核心叩问：何为真相？这也是观众明知电影不过是披着悬疑案件外衣，但仍执着于讨论女主角是否为杀害丈夫的凶手。是的，当我们在讨论“何为真相”之时，不管路径是怎样的，我们都已经在导演的安排下经历了一场颠覆真相认知的风暴。
      
       电影原标题“Anatomie d’une chute”其实意为“对坠楼的剖析”。“剖析”（anatomie）一语多指，是查明案情所必须的医学剖析，也是对社会结构、人类情感、艺术创作的肌理剖析。无处不在的“剖析”带着科学的严谨面孔：死者的信息记录，犯罪现场的还原试验，一丝不苟的图示，证据链条的辩证分析，严谨冷漠的专业词语。然而悖论的是，剖析作为实证主义科学寻求真相的基本手段，其目的是完整复原客观真相，却常常要求助于假设、概率乃至主观感受、想象与记忆。检察官一再逼问女学生是否“感觉”到桑德拉的引诱，强求她“解读一个看不见的人的意图”，并试图用音乐风格乃至小说选段作为证据……
      
       塞缪尔是意外坠落、自杀还是遭推落？是遭蓄意推落还是无意推落？对辩护律师文森特而言这些都“不是重点”。他“不关心什么是真实”，只清楚为了无罪辩护成功，唯一的策略是论证塞缪尔有自杀企图。文森特要求桑德拉“回忆”塞缪尔的性格和人生经历，“证明”他的自杀倾向。从那一刻起，一直表示不相信丈夫自杀的桑德拉开始有目标地选择和组织记忆。她很快回忆起塞缪尔酗酒、服药、对儿子的负疚感以及事业的挫败，她有意隐瞒了自己的出轨、夫妻日常争吵和暴力。在律师的专业指导下，她组织了一套指向明确的叙事话语：塞缪尔因儿子失明深感负疚，因工作失败陷入抑郁，最终导致自杀。
      
       那么桑德拉是否有罪？这位极富魅力的德国女性，金色短发和高大的体魄散发出强烈的中性力量。理性独立又高度自律，她总能保持自己的节奏，不会因为自我内耗而踯躅不前。而因为原生家庭的痛苦，她又是一位道德淡漠、自我中心，狂怒时有暴力倾向的伴侣。在这复杂的个性之上，她还是一位心思敏感、深谙人性，富于创造力的小说家。现实与虚构的交替，想象与生活的融合从来都是她擅长的领域。脱罪愿望和文学才华都决定了她有必要也有能力营造出对自己有利的叙事。
      
       如何判断她的证言中掺杂多少事实与谎言？影片之初，导演已然借采访者之口提出问题：“你说你的书总是真实与虚构交替，这就让我们想分辨出哪些部分是真实，哪些部分是虚构。”桑德拉顾左右而言他，难以提供答案。正如她反驳心理医生时所言：“也许塞缪尔需要按照你描述的那样看待事物，但是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他也可以站在这里说塞缪尔的一些很难听的事情，但说的那些事情就一定是真的吗？”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认知与想象，他们看到的是否就是“真相”？痛苦的倾诉是否比有组织的回忆更贴近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一切话语（证言）都是文学，一切叙事都是陷阱？
      
       在桑德拉否认塞缪尔的录音是事实的时候，文森特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事实？”他建议桑德拉用别人可能看她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因为“审判的重点不是关于真相”。庭审中，每个发言者都在论证自己看到的“事实”。“事实如此”“事实应当如此”以及“我认为事实如此”，不同的概念彼此纠缠。法庭需要“回到事实”。怎样的事实？司法部派来的监护人（其姓氏Berger正是牧羊人之意）告诉丹尼尔：“当我们缺乏判断某事的要素，而这种缺乏无法忍受时，我们能做的就是作出决定。为了克服疑虑，有时我们必须选择倾向于某一方而不是另一方。既然你必须相信一件事，但有两种选择，你必须选择。”
      
       丹尼尔并非没有怀疑过母亲，但他始终深爱她，想保护她，因而记忆会“从百分之百确定变为不确定”。经过洗礼的丹尼尔理解法庭关心的是“可证明的真相”。一旦作出选择，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他甚至要“在某种意义上编造自己所相信的”。于是他主动要求作证。丹尼尔叙述的时候，镜头切换到塞缪尔的头部特写。塞缪尔的嘴唇在翕动，说话的声音却属于丹尼尔，这无疑在暗示孩子为营救母亲而“改造”了记忆。“如果说她杀了他，我想不通；如果说是他自杀，我能想通”，丹尼尔最终选择了自己的情感与逻辑能够理解并接受的“真相”。
      
       在丹尼尔证词的帮助下，桑德拉被无罪释放了。这是法庭裁定的“真相”。然而，塞缪尔到底因何坠落？头部的钝击伤源自何处？案件疑点仍未得到解释。法律真相与客观真相之间仍然距离遥远。当观众为富于魅力的桑德拉无罪释放而松口气时，会突然意识到，或许这是文学对法律的胜利，我们都落入了人物与导演的双重叙事陷阱。
      
       片尾，桑德拉走进丈夫的书房，以放松的姿态躺上沙发，与宠物狗史努比相拥而眠。夜色静谧、晦暗而朦胧。一切皆为表象，真相仍在迷雾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巴黎第四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