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石艺术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图为扬州个园颇有代表性的假山堆叠。(视觉中国)
薛富兴
石头是极普通的自然对象,赏石却是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古代中国人对无机自然界的审美热情。
古人到底因何赏石、如何赏石?今人又可以怎样超越古人的局限,开拓出当代赏石新视野?
苏轼和米芾都是赏石文化代言人
中国有悠久的赏石历史,中国人对自然界的石头作非功利、纯精神性的审美观赏,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据说南朝的宫廷园林中即“楼观塔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梁]萧子显:《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整体而言,中国古代赏石——即对自然之石进行纯审美的观赏活动在中晚唐时期才进入自觉期。赏石是唐代文人在审美文化史上拓展出的一种新趣味、新风尚与新景观,李德裕和白居易是中国赏石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前者在庭院中收集了大量“奇石”,开辟了因赏石而藏石的先河;后者因恋石头而咏石,有记录太湖石的诗文闻名于世。
两宋是中国古代赏石史的精致化时代,标志着中国古代赏石趣味与视野的最高端,出现了人们对各类石头的系统性知识总结,以杜绾所撰的《云林石谱》为代表。在这本足可称为中国古代石文化百科全书的著作中,杜绾向读者介绍了当时所知的全国20个省区108种石头的名字,是对全国赏石分布的权威记录,体现了时人赏石的广阔审美视野。杜绾描述了各种石头的产地、发掘和加工处理方法,色彩、纹理、形状、声音、质地等关于石头的内外在特性,有的还提及各种石头的物质利用、市场价格和前人或当时收藏者等方面的信息,可谓内容丰富。
包括杜绾在内的石头鉴赏家们提出一套描述和评估各种石头审美价值与风格的判断标准,或者说议论石头的话语系统,据传为米芾首倡的“相石四法”——“秀、瘦、皱、透”(或曰“瘦、透、漏、皱”,清人郑燮语)便是代表。这说明在两宋时期,赏石者已有能力提出一套关于石头审美特性与价值的系统性描述和普遍性判断标准,它代表了该时期石头鉴赏家们审美能力的进化高度和精细度。宋代提出的这一赏石评估系统至今在赏石界仍发挥重要作用。
该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具备广博、深厚的文化修养,同时也对石头审美价值具有敏锐、细腻审美眼光的知名鉴赏家,出现了一批经由他们品题后便名满史册的“名石”。苏轼、米芾和杜绾都是两宋赏石的最佳文化代言人,他们都有一种令人感动的迷石、鉴石和藏石情怀。“米芾拜石”“呼石为丈”的典故更成为中国古代赏石史上经久不衰的美谈。苏轼收藏过的“仇池石”“雪浪石”和“壶中九华”等也成为后代藏石史上的宠儿。
两宋还出现了赏石核心审美观念。其时,今天的“观赏石”或“美石”别有其名。除了以出产地闻名天下的一线名石如“太湖石”和“灵璧石”外,对于那些仅因其突出的形、色或声音特征引起人们极大审美兴趣的石头,当时的人们更喜欢称之为“奇石”或“怪石”,甚至是“丑石”。因此,我们可将两宋赏石审美趣味概括为以“奇怪”为美,这是对当时赏石审美经验的高度概括,体现了宋代赏石审美理念的高度自觉。
最后,北宋徽宗“艮岳”中大量应用体量巨大、形态各异的奇石与怪石,以之经营布置皇家园林,开拓了中国古代赏石从自然审美向园林建筑的拓展。
以上几项合起来,正可有力说明两宋赏石所达到的审美高度和精致度。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下半场——元明清时期,赏石者全盘继承了两宋所开拓的审美趣味和视野,其审美成就集中体现在曹绍的《辨歙石说》(元)、林有麟的《素园石谱》(明)和沈心的《怪石录》(清)等以石头为主题的谱录性著作中。该时期除在个别赏石品类上有所丰富外,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将前代赏石趣味应用于园林建筑和绘画领域,就赏石趣味和视野而言,整体上守成而已。
从自然审美对象到抒情言志之资
那么,在传统文化语境下,古代中国人到底如何欣赏石头?
赏石之形。自唐以来,古人赏石首论其形、纹、声与色,以此四端之奇或怪者为美。灵璧石深古黝黑,全身却伴有突出的浅色花纹。更可怪者,石至坚,击之其声清越如磬。又有形态“怪”且“丑”,全身“瘦、绉、透、漏”,莫可名状者,最典型的如太湖石。如此种种,总归为一种,那就是赏石者对石头取一种形式美的趣味或眼光,集中关注的是石头的外在表象特征。这是古代中国人赏石所采取的首要审美模式,由唐而清概莫能外。换言之,古代中国人赏石,首先欣赏的是石头的外在形式审美特性。当他们感知和评估石头的审美特性与价值时,最在意的是其色彩、纹理、质地与光泽,赏石者的视、听、触觉全方位参与,其对石头的形式审美趣味可谓精细。
以石比德。子今我得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苏轼:《咏怪石》)在这里,怪石或丑石不再以形取胜,而成为文人们表达其个性与精英立场的重要手段,其审美效果正同于他们每每喜欢在诗画中以竹显节或以鹤自高。在此情形下,石头原来外在的形式特征——其坚与瘦乃至怪与丑者,都被巧妙地转化为某种士人所崇尚道德或文化品格的隐喻。赏石至此,人们的审美趣味或眼光实现了由外而内,由形式而意蕴的升华。这第二种模式正构成中国古代赏石趣味之大宗。
借石抒情。翠石如鹦鹉,何年别海堧。贡随南使远,载压渭舟偏。已伴乔松老,那知故国迁。金人解辞汉,汝独不潸然。(苏轼:《中隐堂诗》五首其四)在此意义上,石头与其它任何自然对象一样,它不仅是自然审美对象,同时也被文人们转化为抒情言志之资,发挥着独特的文化符号功能。从哲学上说,“以石比德”与“借石抒情”正如一鸟之双翼,都是从观念层面对自然对象的人化,只不过一以理胜,一以情胜。此类情形占了古代赏石诗文与书画审美内涵之大半。
点石成境。海石来珠宫,秀色如蛾绿。坡陀尺寸间,宛转陵峦足。连娟二华顶,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州蹙。(苏轼:《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在此情形下,赏石者面对的现实审美对象虽然只是个体之石,已然脱离其母体(山岩),但他们在审美心理上却总倾向于将每一块石头内在地想象为一种整体性存在:将它在心理意识层面放大为一座山峰,甚至群山万壑,一种能将赏石者包裹于其中的一大片山水。这是中国古代赏石审美经验的最高级形态。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与山水画之所以能以小观大,咫尺成万里之势,正得于这种能点石成境的审美经验。
古代赏石传统的悖论与突破的可能
上面是对中国古代赏石审美经验的简要概括。今天的人们当如何理解这一精彩的审美传统?也许需要立足当代环境美学与生态哲学立场,对上述既有的赏石传统有所反思。
古人以“奇怪”为美的赏石观念是一种关于石头审美欣赏的形式主义观念,它代表了古人赏石的最浅层部分——只是外在地欣赏石头,只关注石头外在的形、色和声音等特征,这是一种对石头的肤浅欣赏,尚未涉及石头所具有的诸内在特性。同时,赏石以“奇怪”为美也是一种狭隘的赏石理念。在此理念指引下,天下石头中值得人类给予审美关注的只是极少部分,大部分石头因其外貌平平,遭到人类的忽视。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讲,这是对大自然的审美歧视,违背了“尊重自然”这一整体理念。
与此同时,上面所总结的中国古代赏石四大模式中,后面三种——“以石比德”“借石抒情”与“点石成境”——总归为一种,皆属于主观地对待石头,通过赋予石头某种其自身并不具有的人文价值,使石头具有某种深刻内涵。这种行为虽然丰富了石头的人文意蕴,却并不符合石头自身的客观特性。立足于当代环境美学客观地对待自然对象,欣赏自然对象自身之美的核心理念,上述三模式便属于“不恰当地”欣赏自然的范围。
于是,我们从中国古代赏石传统中发现了一对悖论——要么以“奇怪”为美,只是形式主义地欣赏石头的长相,但这属于肤浅地欣赏自然;要么有深度地欣赏石头——“以石比德”“借石抒情”与“点石成境”,可是这又落入主观地对待自然,欣赏一些石头本身并无之物的荒诞之境。在此情形下,赏石活动蜕变为一种赏石者借石头以言说自我的行为,赏石者是在以自然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作为自然审美的赏石——欣赏石头自身之美便徒有虚名。
要摆脱上述赏石困境,深度且“恰当地”欣赏石头“自身之美”,需要首先从哲学立场上确立客观地对待自然、欣赏石头自身本有之物的审美态度。其次,我们应当自觉地置换赏石活动的传统人文语境,在与石头相关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引导下赏石,先识石之真,再赏石之美。某种意义上说,以英国查尔斯·赖尔《地质学基础》(1830)为代表的现代地质学及后来的矿物学诞生之前,人类并不具备恰当赏石的必要知识语境。“米芾拜石”仅代表了中国古人对石头的质朴审美趣味与热情,这并不足以让赏石者真正地成为石头的知音。当代人要完善地欣赏石头,至少应当从相、性、功、史四个方面入手。
所谓石相,即欣赏以每个人正常的耳目感官可探测到的石头的形状、色彩、声音等外在形式特征,欣赏石头外在的形式美,这是古人已经做得很好的方面。石性,即欣赏特定石头内在的晶体结构及其特定的物理、化学特性,这是矿物学意义上的赏石。石功并不是指石头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功用,而是指特定石头对所处区域特定的地质构造、地貌演变等方面的意义。石史,顾名思义,即特定石头(岩石)在本区域的地质演化史之迹。后两者是地质学意义上的赏石,显然,要想如此深入、完善地赏石,没有相关领域自然科学知识的帮助无法进行。
以上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应当可以构成一种较完善的当代赏石审美内涵与视野系统,有助于今天的赏石者超越古代赏石审美成就,开拓出当代赏石新境界。
(作者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