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
      
       中国的民间美术，自宋以后逐渐普及到城乡和深山古刹，成为家庭、寺庙、商号等建筑不可或缺的装饰。但是，千年以降，聪明、智慧的民间画家，绝大多数人都没留下名姓；他们的画艺代代相传，画作服务最广大的人群，社会地位却低下，远没有宫廷画、文人画为世所重，世人只以“工匠”视之。
      
       据我有限的视域，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的艺术家深入陕北的乡村，走进黄土高原的山梁沟壑，坐在老乡的炕头，搜集整理民间艺术。他们详细记下黄河河工、剪纸巧手、民歌手的名字，使普通劳动者的名姓出现在艺术史。其中，画家古元、力群、彦涵等研究民间剪纸、皮影、砖雕石雕，在深厚的民间艺术里寻找创作的灵感，把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当成自己的创作方向。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影响了从延安走出的美术家的画风。不过，这一群重视民间美术的前辈，主要任务是服务于现实生活，把美术当作批判的武器和歌颂光明、鼓舞士气的载体，他们的足迹限于陕甘宁、晋西北，在战时状态下，没有安定的时间从更广大的区域发现、搜集、整理民间美术。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树村（1923-2009）先生是北方年画创作、印刷、流通重镇天津杨柳青人。他生长于民间美术的浓厚氛围里，少年时拜师学画，吸取传统美术的营养，早已走上了一条当画家的康庄大道。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美术部门工作，曾在《美术》杂志编辑部当编辑，还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由于出身杨柳青，他的经历引起许多美术家的兴趣。过去，民间美术在美术史是没有一席之位的，因为他的执着和弘扬杨柳青年画的价值，他的老师王逊曾在其《中国美术史》专门谈到民间美术在美术史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个领域，“师不必贤于弟子”，王树村是很自负和骄傲的。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全国许多报刊发表署名“王树村”谈年画的文章，大有覆盖全国、一家独唱的气势；哪怕是报刊编辑应景应季的约稿，只要是让他谈年画，他就有求必应。他的勤奋工作，对普及年画艺术、保存民间美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是民间美术领域的“关键少数”。
      
       上世纪50年代，有几位美术家和美术界的领导注意到王树村的传统年画收藏和执著研究的精神。时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赖少其，曾写信帮助他，让他保护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赖信说：“我有一个建议，你所收藏的那些年画，最好加以装裱，这样可免散失和易于保存。我们决定从本会创作经费中拨出人民币100元，寄给你作为装裱费，并且感谢你在工作中给我们很大的帮助。”1954年，货币正在改制，100元的含金量不低。赖少其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画家，他当然知道王树村所收藏年画的艺术价值。在开国气象云蒸霞蔚的时期，不仅仅有来自上海的资助，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萨空了、总编辑邵宇，还预支给他800元稿费，让他先编一本《杨柳青木版年画》。在1956年，800元人民币不是小数，用王树村的话说：“那时的800元比当前的八万元还多。”自己的爱好得到同行实质性的鼓励和帮助，王树村更坚定地守住民间美术的家园，心无旁骛。这期间，他还把珍贵的年画给故宫博物院捐了几幅，也给他出发的故乡杨柳青博物馆捐了几幅。
      
       王树村坦言：他在少年时学过画画，内心的兴趣是画山水风景画，但他少年时看过一些外国人编著的中国年画书籍，心里不是滋味。从小受的教育，是“爱国、爱惜时间”。他从少年时就说要给自己的祖国“争一口气”，立志研究、宣传中国的传统年画，发愿要有中国人自己编的书出版。这个朴素、坚定、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他一生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原动力。1987年，他应邀访问苏联，当看到苏联的一些博物馆收藏中国旧时代的“三寸金莲”小鞋，而且用石膏翻制小脚模型，很是气愤！当看到中国最早的年画《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义勇武安王位》被收藏在异国的博物馆时，他不顾接待方面子，当面说是他们“盗运”的。为了“争口气”，他还跑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专题收藏民间美术作品。北京珠市口有家专做清朝服装上绣花的厂店，进入新社会，这个行业没市场了，要处理旧存，王树村跑到店里选了500多种补服上的绣品，以一人之力保存了民间绣工的作品。河北丰润县，是北方民间画工集聚的地方。王树村在这里下放时，认识一位民间老画工，老画工知道他是杨柳青人，终于找到“可与言”的对手，给他讲了不少画诀，并将祖传的寺庙雕塑塑样赠送给他。他及时记录，后收入他编著的《中国民间画诀》，用文字保存了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民间老画工，过去是给寺庙塑神像、绘壁画的，技艺口口相传，不立文字，王树村用文字、书籍的形态把传统艺术保留，完全出于他对民间美术的痴迷和一个美术史家的责任心。我还想说，王树村的民间美术研究领域，实际上在他生前已拓展到全国，并不局限于北方和杨柳青。他以广大的眼光，从民间美术特别是各地年画中发现中国人的审美特点、节庆风俗、祭祀礼仪，他研究民间画工的工艺，为美术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资料。即以他编著的《关公百图》而言，这不仅是关公形象演变的画史，也是关公在华人世界受到尊崇和祭祀的文化史。他在编选时注意筛选全国不同地方关公庙的壁画，连我的家乡洪洞一个村庄关公庙里画的《虎牢关》也收入。这幅群雄战吕布的壁画，是明代民间画工的杰作，后来庙毁，是延安鲁艺画家苏光根据幼时记忆摹绘，因为苏光上小学时就在关公庙，日日面对，烂熟于心。这幅壁画的关公，红脸宝刀，基本上是舞台上关公定型的形象。
      
       读刚刚出版的《王树村自述：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从不多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80多年的足迹。据整理者姜彦文、方博在后记里说，这册自述是王树村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写成的，由于衰老和疾病，从手稿可以看出，有好多篇的字迹是在握笔的手颤抖时勉力写成的。自述，是一位终身研究民间美术和年画的专家学者为自己画的最后一幅画，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勤勤恳恳为不大为人注意的事业献身的写照。这本不厚的书有个特色：除了王树村自撰的回忆文字，还配有珍贵的历史照片、传统年画。王树村历年发表的报刊文字目录、著作索引、年表，使得这册文字不多、装帧雅致的新书具备文献价值。读这本书我方知道，天津有“王树村民间美术研究中心”的机构。凡是某个领域的研究中心，必定具备辐射功能。我相信，设在天津的王树村民间美术研究中心，必将成为研究中国民间美术的高地。后来的研究者可从王树村留下的70多部专著和丰富的藏品再出发，继续民间美术研究。在长跑中有家乡的学者接棒，王先生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