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士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江之水万古奔流，千年文脉生生不息。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这些诞生于长江流域的文化区交汇融合、相映生辉，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留下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长江文明概念的提出，与20世纪中国考古在长江流域的重大发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长期流行的是“黄河中心论”，认为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而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是从这个“中心”传播过去的。受“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的影响，不仅长江文明的源头被追溯到黄河流域，人们也习惯于用中原文化认知和评价长江文化。1995年，由李学勤和徐吉军担任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文化史》，向“黄河中心论”提出挑战，认为其“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同时用了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地区就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并得出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文明摇篮的结论。在起源意义上把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区分开，不仅有助于发现中华文明在上古时期的丰富内涵和历史真实，也为构建多元一体、多根系一脉的中华文明新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与黄河文明双峰并峙的长江文明为背景，2004年，我们提出了长江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摇篮，并以着力破除主流的“中原中心论”为切入点，探索构建属于江南文化自身的理论、方法和价值体系。具体说来，以黄河文明为母体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土壤的江南文化，其核心则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两相比较，前者主要强调义与利、经济和伦理的斗争关系，而后者更善于处理和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有助于构建物质追求与精神需求、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协调机制，这也是江南文化最独特的“经世致用”价值。就此而言，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江南文化必然成为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世界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长江文化史是长江沿线城市发展史”。有专家统计，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辉煌历史中，先后产生了“60多座重要都城、几十座重要省城和2000多座县城”，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分布在长江流域，它们的兴衰也主要是由长江这条黄金交通水道决定的。以肇始于秦代的成都为例，“于公元前311年筑城，城周20里，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仿咸阳制。城墙至宋代犹存，城内房屋华丽，街巷车马来往，街市繁荣。”（傅崇兰《中国城市发展史》）以宋元时期的苏州为例，马可·波罗说：“苏州城漂亮得惊人……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还行销其他市场……这里的商业和工业十分繁荣兴盛。”古代长江流域的大城市都具有典型的“南方城市”特点，不仅是政治和工商业中心，文化艺术同样高度发达。因此，它们不仅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长江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消费的主要空间。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尽管城市群的基础条件是交通紧密程度及经济与人口集聚水平，但从深层次和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积淀深厚的区域文化。这是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全都扎根于长江流域重要区域的文化根源。如巴蜀文化之于成渝城市群、荆楚文化之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江南文化之于长三角城市群、云南文化之于滇中城市群、贵州文化之于黔中城市群。就此而言，我们不仅要把长江两岸城市和城市群看作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体，也应把它们看作是长江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载体和推动长江文化走向全面复兴的主要平台。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