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
      
       回顾2023年，会发现申城艺术特展已达到“井喷”程度。从开年到岁末，各种艺术特展层出不穷，从“现象级”到“史诗级”，从“网红”到“爆款”，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艺术展览，以前只是专业人士或小众精英才会欣赏涉足的精神文化领域，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消费产品，为广大民众所享用。当然，这种文化现象与商业模式在国内其他城市很难复制，因为这完全基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特质。上海的历史就是一部海纳百川的历史，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最前沿，无论文化的开放性还是商业的完善性，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因此，艺术特展近年来在上海迅速崛起，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新兴行业，引领了新的文化消费热点，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化奇迹。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艺术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除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广大民众对文化消费的热情之外，还对塑造人的价值观念、文化趣味、思想精神、人格品质等，都发挥着潜移默化或刻骨铭心的影响。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担忧，现在越来越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不再单纯地引进，而是开始积极策划跨越时空、跨越国界、跨越文明的艺术对话展。从2023年4月，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联合推出的“本源之画——超现实主义与东方”特展，到2023年12月，上海博物馆和意大利特雷卡尼百科全书研究院合办的“对话达·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上海大学与四川省文物局合办的“青铜之光：三星堆与罗丹的超时空对话”，都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一方面，这些展览以在同一个展示空间内完成一种想象性的艺术对话，给人们带来不少新鲜的思考维度，另一方面，正如有艺术评论家所说：“不是说人家画个圣母像，我们搬个观音像，就可以比较上了。文明的较量是那些图像背后的思想力量和创造力量”，否则所谓对话就只是一种主观臆想，并非真正有说服力的、有深度和内涵的、思想或文化层面的对话。
      
       这些反馈充分说明，随着我们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无论是学界还是业内，对艺术展览的精神内涵和学术品质有了更高的期待，人们不再满足于流于形式表面的对话与交流，而是更需要文明之间真正有实质性和深层次碰撞的艺术策展。
      
       在2023年上海引进的众多特展中，有两个展览案例引起了我的关注，在我看来，这两个展览才是真正意义上文明互鉴的典范，尽管它们都不是以艺术对话展这种形式和面貌出现的。一个是2023年11月，在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展出的“安东尼·塔皮埃斯——与物的对话”；另一个也于2023年11月初开始，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分馆推出的“马蒂斯的马蒂斯”。
      
       安东尼·塔皮埃斯（1923—2012），是西班牙当代艺术巨匠，也是继毕加索、达利、米罗之后西班牙又一杰出的艺术大师。塔皮埃斯对东方的佛教、哲学、禅宗非常感兴趣，他对于死亡的反思就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和启发，因此，他对东方文化有一种深度的理解，他的创作也表现出受到东方书法和水墨直接影响之后的痕迹。
      
       同时，他对于物质具有极高的感受力和转化力，又受到科学的启发，让他对物质的理解与运用上升到哲学层面，他在艺术领域对于综合材料方向的发展具有开拓性贡献，并成功启迪了无数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在“安东尼·塔皮埃斯——与物的对话”的展览现场，多位上海当代艺术家，比如孙良、黄渊青、陈墙、陈彧凡等都表达了塔皮埃斯对于自己认知和创作的启发。
      
       的确，塔皮埃斯打破了中国艺术家固有的对物质、对材料、对媒介的认知，他的艺术实践重新赋予了各种物质材料以新鲜的感受、活力和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在塔皮埃斯看来，创作是艺术家超越自我境界的过程。艺术通过人类身体与宇宙的连接，突破了内在精神与外在环境的屏障。他对于中国艺术家打破思维疆界，拓宽认知边界，挣脱僵化、刻板、固化的意识，克服思维惰性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代开始，塔皮埃斯对中国艺术家就有所影响，环顾全球，与中国艺术家的感觉、意境、黑色线条的处理等最为接近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家可能就是塔皮埃斯。随着1989年，塔皮埃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他在中国艺术家中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共鸣和共情。2023年，在中国和西班牙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安东尼·塔皮埃斯诞辰100周年之际，通过举办“安东尼·塔皮埃斯——与物的对话”这样的展览，来回望这位曾经深刻影响过中国的西班牙艺术大师，意义非凡。
      
       20世纪，对中国艺术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影响力的西方艺术大师，除了塔皮埃斯之外，亨利·马蒂斯（1869—1954）也是其中公认的杰出代表。时间上他比塔皮埃斯更早，马蒂斯作为20世纪重要艺术流派“野兽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对于中国第一代现代艺术家的影响尤其重大。我们在刘海粟、林风眠、吴大羽、潘玉良、关紫兰、关良、常玉等第一代中国油画大家身上，都可以看到马蒂斯的影子。
      
       此次“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增设了一个特别章节：“马蒂斯、野兽主义与中国现代绘画”，这个章节采用绘画作品和历史文献并置的方式，对马蒂斯与“野兽派”对中国1920至1940年代现代绘画运动的联系与影响进行了探讨。
      
       其实，当中国第一代现代艺术家向马蒂斯学习和借鉴之时，马蒂斯却不断望向中国，他经常说：“我效仿中国人，我的启示来自东方。”他一生收藏了很多东方的工艺品，尤其喜欢中国的青花瓷。在他的静物画创作中，像《贝壳与静物》《有两个把手的中国花瓶》等代表作品，频频出现中国的青花瓷形象。在他的床上方还挂着一块刻有中国书法的匾额，他以自己掌握的笔墨技术，使用白描线条创作肖像。马蒂斯在静物画的造型表现上，借鉴了中国绘画中写意线条的表现方式，用圆润有力或者拙感十足的黑色线条来勾勒物象的外轮廓，使得他的绘画带有强烈装饰意味的平面感，他认为“东方艺术的线条中能显示出一种真实与广阔的空间”。
      
       事实上，马蒂斯在早期的绘画作品中，就开始运用粗重有力的线条来表现形式，中后期逐渐表现出他对于中国线条的热衷和独特的创新运用。他果断地摒弃了传统欧洲画法对于线条的规范和条理性，创新性地将中式线条融入西方绘画语境中，吸收了中国线条的表现力和生动性，既丰富他的艺术语言，也为他的艺术创作注入了异质的元素，从而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体验。
      
       马蒂斯作为一位现代艺术的先驱和启蒙者，他的作品对于全球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他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展现出多元和自由的创作理念，被现代艺术家所借鉴和继承，为后来者树立了标杆和旗帜，促进了现代艺术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其次，马蒂斯的作品展现了中国线条的独特魅力，对于西方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艺术家开始重视文化的多元性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再有，马蒂斯作为西方艺术家，对于中国线条的处理和运用体现出他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理解和探索，他的作品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和桥梁，为跨文化交流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通过上述两个艺术展览案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塔皮埃斯和马蒂斯两位艺术大师最终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高度，可以说都是基于他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独特的视角和认知，都是基于不同文明的借鉴与启发。
      
       吴大羽先生曾说过：艺术不分东西，只有时代之别。无论塔皮埃斯，还是马蒂斯，他们的作品和创新实践，都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差异不仅不会成为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障碍，而是应该成为文明互鉴、文化互惠的契机和助推器。同时，更是在激励我们，包括后来者，要勇于跨越文化差异，兼容并包，中西并育，为进一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增进彼此之间的认同和共鸣，提供了全新的启示和方向。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