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旸
      
       一部《繁花》，让上海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上海话，响彻荧屏内外。连日来，根据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改编、王家卫执导的同名电视剧热度持续上涨。这部上海原创、上海制作、上海出品的电视剧，几乎全上海演员班底用沪语来演绎故事、塑造角色，上海声音“响了”。
      
       刷屏的多条剧评视频下，沪上网友纷纷留言：“上海话真的很上头！”“最近感觉活在剧中，这是上海话的高光时刻！”天南海北的观众们也首选听沪语版，评论区里类似互动并不少见——“北京那边也喜欢看啊？”“喜欢，都开始跟着《繁花》学上海话了……”
      
       方言本身是文脉，是腔调，也是情感寄托。从上海话这座宝藏中深度采掘后，沪语版《繁花》有弄堂市井饮食男女的嘈嘈切切，有商战交锋三言两语的刀光剑影，有车水马龙滚滚红尘的呢喃告白……沪语的细密、筋道、节奏，嵌入传奇与俗世，交织出独树一帜的海派风情，传递了这座城市的鲜明气质与多元魅力。
      
       “规则在普通话里，感情在沪语里”
      
       黄河路上风起云涌，弄潮儿女眉飞色舞或“不响”，都有恰如其分的光彩。敢拼敢闯、至真至诚的奋斗群像，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齿轮转动处，都少不了一声声沪语。
      
       无论是汪小姐喊出“我是我自己的码头”，玲子脆言脆语“今天这门一开，是好是坏，大家都没回头路了”，或是爷叔意味深长的“辰光决定一切”，城与人的互动中终究透着鲜活的斑斓底色。
      
       “对不少上海人来说，母语时隔多年又在电视剧荧屏上‘大展宏图’，是有点欣喜若狂。”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丁迪蒙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地方语言是地域文化的根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沪语里有幽默的、传神的、让人会心一笑的内涵。这欣喜背后曾经是丝丝隐忧，“如果不加以传承推广，沪语的衰亡并不是危言耸听”。
      
       正在追剧的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直言“更喜欢沪语版”——“规则在普通话里，感情在沪语里，那些不消与人说的部分，在沪语里。”“沪语版保留了上海话的快速、机智和心机，许多话只有‘老上海’才能明了。”评论家胡宇锦注意到，剧中人物在上海话里夹杂了普通话和其他方言，“这是符合真实生活的，也体现了上海人的兼容友好和善解人意。”
      
       演员说得过瘾，演得酣畅。唐嫣直言“很快进入状况，完全就在里面生活起来了”，陈龙笑称“跌到米缸里了”……“新上海话是在上海进入繁华商业时代繁荣起来的，沪语中积累了大量丰富俗语和表达方式，家乡话表演家乡事，传神反映了上海文化特征，毕竟方言里流露一种自然说出的神味。”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告诉记者，剧中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欢腾景象，涌动着上海处处喷发的巨大建设热情与智慧，呼应了开头爷叔道出的“时间就是生命”。
      
       “从烂泥路走到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创出自己的品牌。”受强大活跃的现代商业影响，上海话也发展得很现代。比如爷叔斩钉截铁地说：“一百年来南京路个百货公司霓虹灯里，永远挂着一条标语，顾客永远是对的，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人再有路，搿个是属于南京路个信仰。”在钱乃荣看来，上海话里的商业品格，体现了海派商业文明风貌。▼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另一极具沪语味道的词是“腔调”。“上海滩个人，为了要赚钞票，吃相难看个人，大多数。只有宝总，从来是风度翩翩，腔调十足。搿个是我下辈子都学勿到个。”钱乃荣分析这句台词谈到，同一个词的意思往往随时间产生变化，比如老一辈说起“腔调”带贬义，如“侬迭种样子是啥个腔调”。但上世纪80年代后年轻人把它转变成褒义词，“有腔调”就是讲究有个性，有型有内涵，比如“侬个腔调勿要忒浓噢”。
      
       沪语常用词也自然表现岀新旧不同的年龄层次。剧中用了“勿要忒……噢”句式，当年是青年人开创后用起来的，“勿要忒开心噢”就是“不亦乐乎”。《繁花》中的不同年龄段角色，讲的上海话也特色各异。比如在称赞东西或行为时，老年人多说“赞”，中青年群体则用了更生动的“嗲”。这也是剧中上海话的多彩之处。
      
       方言叙事能否再度被激活
      
       近年来涌现的上海话电影《爱情神话》、话剧《繁花》《雷雨》《长恨歌》等一批作品掀起沪语热潮。而说到上海叙事，韩邦庆、王安忆、金宇澄等是绕不过去的作家。新世纪以来，有关上海题材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激起了人们对城市生活、对文学创作的新的热情和想象。方言叙事生态能否再度被激活？
      
       梳理过往沪语写作脉络，有在书面白话基础上穿插大量生动方言词语，如清嘉庆初年上海话小说《何典》和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通俗小说《亭子间嫂嫂》；有叙述语言用北方白话而人物对话用方言的，如晚清苏州话小说《海上花列传》；还有完全用方言写的，如明末冯梦龙《山歌》等。这些作品令人念念不忘，一个主要因素在于，方言堪称最亲民的母语，作者是真正“我手写我口”，没有使固有的母语在脑子里翻译或过滤过，方言神韵也就自然流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方言写作，不仅是为自己所在城市或乡村正名，更是在复活一些记忆。
      
       曾有本土作家不无担心地说：“沪语其实在消失，所以沪语小说的出现也是作家的一种乡愁。”这份乡愁在小说家心中荡漾，也提出了挑战——方言创作如何既体现地方语言特色，又让非本地读者也能理解？有声音认为，《繁花》的好，恐怕不在于简单地将上海话移植到小说中，而是遣词造句尽可能取“最大公约数”，为都市经验的文学表达提供了新路径。
      
       胡适曾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方言写作，依托的正是一方水土里最具辨识度的那份味道。山西作家曹乃谦也颇具代表性，他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以山西雁北方言写就，泥土味扑面而来。
      
       而当更多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作品诞生后，那局面就恰如小说《繁花》开头旁白里的八个字——“霓虹养眼，万花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