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
      
       1896—1899年，清末 外交翻译、出身汉军旗的铁岭人张德彝随钦差大臣公使罗丰禄出使伦敦，曾经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西人谓人之灵性主乎脑之大小，即如德国首相毕驷马之脑重至一千八百六十七葛林（英分量名，每一葛林重约二厘），其他前代名人如库威尔者重一千八百三十葛林，皮陆安者一千八百零七葛林，柯安者一千六百五十葛林，石宜乐者一千五百八十葛林，单特者一千四百二葛林。总之聪明人之脑髓必重在一千三四百葛林上下也。（《六述奇》）
      
       文中的西方人名字不好懂，需做考证，加以“重译”：毕驷马，今译俾斯麦，德国有名的“铁血宰相”。库威尔，居维叶，法国科学家。皮陆安，拜伦，英国诗人。柯安，康德，德国哲学家。石宜乐，席勒，德国诗人。单特，但丁，意大利诗人。除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其他五位科学家、文学家和哲人的名字张德彝似乎都不认识，只笼统说是“前代名人”。
      
       “脑重”云者，说的是大脑的称量质量。以前在西方特别杰出的人去世后，头部特别受到珍视，面部和颅骨要用石膏翻模（当时有所谓颅相学Phrenology，认为人的心智特质能够根据头颅的形状确定），可永久保存，大脑则经解剖后取出称量，所以留下了数据。
      
       张德彝没有讲，他转述的“西人”之说来自何处。检索发现，就在张德彝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记下这组数据的同一年1898年的9月，有一家英文医学杂志《颅相学杂志与健康科学》刊布了同一内容的报道，人物排名与张德彝这个记述完全一致。张德彝的信息来源显然就是当年的实时报道，可能来自某家英文报章对“科技新进展”的转述。而这次“脑重”在西方社会重新成为热门话题的直接起因，正是俾斯麦，他于1898年7月30日去世，解剖之后的这个数据登上名人脑重排行榜的榜首，为他的神话增重不少。
      
       居维叶是六人中唯一的科学家。他创立比较解剖学，发现器官相关律，确立古生物学，开创地史学，建立自然分类系统。他主张的“灾变论”，与进化论分庭抗礼，对哲学产生过深远影响。他享有270个以他的名字乔治·居维叶命名的生物分类定名，巴黎埃菲尔铁塔塔身镌刻题名的七十二贤人，有他的一席之地。他还主张“科学种族主义”，以肤色区分地球人类为三组：白、黄、黑，白种最优越。由体质出发，进而对三色群体的文化优劣作进一步的发挥推广，说他的结论是“种族主义科学”，虽不全中亦不远。在俾斯麦出现之前，居维叶在“脑重榜单”上位列第一，被当成了高卢人智力优越的样本。
      
       成人大脑的平均重量，历来有不同说法，早期有说是1200克，也有1400克、1600克之说。现代新说是：成年男性1345克，成年女性1222克。1907年《美国哲学学会纪要》发表了一篇长文《六大科学家的大脑之研究》，统计137个有名有姓人物的大脑样本，其中包括彼特拉克、拉斐尔、笛卡尔、拉封丹、莱布尼茨、巴赫、海顿、贝多芬、高斯这样的“超级大脑”，得出了平均数据：1650克。作者斯皮茨卡主张1200克为人类平均脑重数值。
      
       人们曾经相信，大脑的物理质量越大，其人就越聪明。但是，有一个有力的反例：爱因斯坦的大脑并不重，美国病理学家哈维在爱因斯坦去世后，解剖称量了他的大脑，重量为1230克。如果按张德彝那个榜单，爱因斯坦是要垫底的，要是相信“聪明人之脑髓，必重在一千三四百葛林上下”的话，那么爱因斯坦就不能算是聪明人。仅凭常识，这无论如何无法服人——爱因斯坦是一个公认的世界级科学家，而且达到此高度之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他不是绝顶聪明的天才而何？另一件让人诧异的事，是有关脑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说法：屠格涅夫以2012克名列榜首（他是在法国接受的死后解剖，在场有多位医生，而且尸检报告完整），是唯一一个突破2000克大关的大脑——按照脑重理论似是比所有以逻辑思维见长的科学家更聪明。
      
       曾经盛极一时的颅相学已经被证明为伪科学。现代科学也纠正了对脑量与智力存在正比关系的迷思，现在一般认为人的聪明程度实际与大脑灰质皮层上沟回的密度和大小相关，大脑神经联接的重要性逐渐成为共识。现代科学家通过对古人类的头骨化石分析发现，三千年前的人类的脑容量比现代人大得多，许多物种的大脑比人类大得多，但它们的智力不如人类。大脑很复杂，大小只是其中的一个参数。
      
       回到张德彝以及他的蓝本记录，涉及的六大伟人都是“西人”，而且都是男性。后来的学者对此有所弥补，如那篇《六大科学家的大脑之研究》，所采样本总量为130人，其中就包括了4位女性，另有1位留德日本解剖学家。有关中国人的脑重，未见同时代的系统数据，但是有一个记载：孙中山的恩师、在香港行医的康德黎（James Cantlie）博士曾在孙中山追悼会上说过如下一席话：“我自己是医生，同时和孙君相处又久，确知中国人是世界优等民族，脑力重量愈于西人，故中国人智力魄力特长，复经四五千年的进化，循天择演进之例，愈经天择愈精良，所以不是西洋人能够赶上的。”此言在特殊场合下或有客气友华成分。但康医生的研究早在此之前已为世人所知。英国驻华领事倭讷曾写过一本《中国人的中国》（1919），次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即在该书书评中指出，“倭讷认为中国人的脑重数据低于国际平均值，这与著名外科医生康德黎爵士的证据正相冲突”。
      
       张德彝摘译西文报章中有关人的聪明乃由“脑量”决定的记述，是一百多年以前的往事。即便是现代，以探究“聪明的秘密”为宗旨的各种研究，有很多是并不科学的，就是现今在各种医学院拿大科学家高斯和“爱因斯坦非凡的大脑”做出的实验性新成果，也有被讥讽为“新颅相学”的，不被认可为严肃的脑研究。就此有一本书：《谁动了爱因斯坦的大脑》（2004，中译本2009），值得一读。
      
       最后说句题外话，但似乎也在题意之中。跟随“电脑”——computer计算机的拟人化汉译——人脑问题研究自然而然增加了新的面向，重中之重，现在看来是人工智能。AI与人脑竞赛的未来走向毕竟如何，既令人神旺，也引起深深的担忧，在此姑不深论。2022年，以推广“个人知识管理”出名的美国作者福特（Tiago Forte）写了一本畅销书：《打造第二大脑：管理你的数字生活、解锁创造性潜能的不二验方》（已有中译）。书的主旨很明确，就是给读者指一条路：把hold住信息的事情交给“第二大脑”——digital note软件之类的工具，让你的生物第一大脑放轻松。唯恐读者懒惰、健忘，福特还贴心地发明了一个CODE（capture,organize,distill,express）四字口诀。不过我觉得，既然他把“第二大脑”的主要功能定位在“明确的、可控制的、可持续的、可共享的知识管理系统”，那不过就是个数字化信息文秘，一个备检的资料库。十几年以前，我在柏林普通语言学研究所工作，曾和一位同事SL在咖啡厨房闲聊电子资料库建设，关于理想目标，她用了一个词：ein gut sortierter Schlüsselbund（“一个排列得井井有条的钥匙串”），很形象传神，要点是有秩序、有针对性，对新科技的心态葆有平常心，并不把“资料库”拔高成“资料脑”。
      
       古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物大脑，人也只能有一个，唯一无二。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