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彦
      
       “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北京，因为1992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是在北京学习，生活了很久。在那里，我爱上中国和中国文化。我最爱的中国美食是羊肉泡馍和炒土豆丝儿。上海我第二次来，上一次还是1993年。”时隔30年，伊斯坦布尔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主任阿尤布·撒勒塔史重访上海。
      
       在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发表完主旨演讲后，这位土耳其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接受了本报专访。他说，此刻的上海给予他强烈触动，能用三个短语来形容，“传统与现代交融，世界与中国交汇，当代中国就看当代上海”。这和他心目中世界中国学大会所倡导的精神内核异曲同工——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从北京、西北到上海，我看到在推动现代化的时候，中国人民很成功地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在一起，我对此非常感兴趣。我始终认为，如果不了解几千年从未断流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就无法完整把握今天的中国。”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他深耕中国学的重要动因
      
       撒勒塔史1991年从安卡拉大学汉学系毕业，他说求学期间，德国汉学家、也是安卡拉大学汉学系创始人沃尔夫拉姆·艾伯哈的一番话对他影响至深——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需要了解古希腊和拉丁文明；要理解东方文明，首先应当理解中华文明。年轻时的撒勒塔史就想追问：“为什么拉丁文明消散了，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没有了，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如今在世界中国学大会，这位汉学家认为自己距离答案越来越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和内涵，比如儒家思想等，它们与汉文字一起传承至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成了他深耕中国学的重要动因。在撒勒塔史看来，中华传统文化自始至终不可或缺，知其本来，才能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他以儒家思想举例，“如果不了解孔子思想，就不可能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许多行为”，虽然现在的中国人讲现代汉语，但中国人今天仍在沿用的成语、谚语、歇后语，都曾是古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撒勒塔史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他最为欣赏的一句中国话。他日常有着阅读中文报刊的习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看，特别关注文化类的信息”。让他欣喜的是，自己推崇的那句中国古代汉语，也会被中国年轻人运用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出现在中文报刊上。“所以说，我喜欢从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而不是国际政治或是经济学角度。不了解传统的中国就不可能理解近现代以及当代中国。”
      
       研究亚洲文明，需要构建一整套东方话语体系
      
       “2019年，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世界汉学中心。我非常高兴，汉学有自己的家了。但我也看到我们研究中仍有些不足。”撒勒塔史说得恳切，“我们在研究中华文明、东方文明、亚洲文明时，如果依然套用西方的标准和体系，是否足够科学？”
      
       在他看来，“亚洲最重要的文化核心在中国”，日本、韩国、泰国、蒙古国、越南、柬埔寨、缅甸等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都受到过中华文明的影响。“土耳其同样如此。”撒勒塔史坦言，土耳其地处西亚，且国土横跨亚欧大陆，但从地理位置及历史渊源上看，土耳其受亚洲文化影响更甚。“所以推动更为系统的中国学研究，世界中国学界必须共同努力，健全一套东方话语体系，用东方文明的科学研究方法，来打开东方文明、中华文明。”
      
       他告诉记者，安卡拉大学自1935年建立汉学系，数十年间，土耳其各高校从制定“土耳其字母版中国音节表”做起，逐步推进学科建设，如今的土耳其已经有5所高校开设汉学系。“我们的优秀学生，能读懂2000多年前的孔子。”撒勒塔史很是看重青年汉学人才的培养，并对投身中国学的青年人寄予厚望，“今天的土耳其青年到中国读本科、硕士、博士的有近3000人”。他觉得，在中国学习、生活，近距离接触和感受具体的中华文明，是理解中国的好方法，正如他1992年在北京爱上中国。
      
       加强中国学研究的图书馆建设，加强中国学研究书籍与史料的翻译和传播，也让撒勒塔史心心念念。主旨论坛后，他在世界中国学大会的读物区徜徉良久。拿起一本《东亚文明八千年》反复端详，“目前土耳其引进的中国图书以文学类为主，我们需要引进中国的权威历史著作。包括这本在内，希望能早日见到土耳其语版本，好让更多土耳其年轻人站在东方视角来理解东方”。
      
       而他自己，手头也在写一本关于“西方国家对传统汉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书籍，“写了3年多，将近尾声，总共600多页。我希望这本书能先在中国出版。”撒勒塔史说这话时，窗外是东方明珠，身边有各国汉学家摩肩接踵。“汉学家作为文化沟通的使者，应当更多推动互学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