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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7 第27,760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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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版:文化

解谜式观影催生好奇心消费,《河边的错误》上映六天票房1.45亿

确信和混沌间,故事发生了

《河边的错误》上映6天来,票房约1.45亿元,超370万人次观众买票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王彦
      
       连日来,电影《河边的错误》成了热搜的常驻客。
      
       余华原著、张艺谋曾想改编、朱一龙获得“金鸡”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五年四度入围戛纳的90后新锐导演、平遥影展一举授予“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犯罪悬疑片的外壳……用网络流行语形容,《河边的错误》“buff叠满”。但真正让影片热度冲高并破圈的,是映后一拨拨观众在这个开放式结局、“没有答案”的故事里对“真相”的求索。微博话题“一千个人一亿个哈姆雷特”下,聚集了网友对电影脑洞大开的解读,抖音也有个话题词干脆就叫“整个抖音都在复盘河边的错误”。不夸张地说,片长102分钟,人们在映后掘地三尺寻找答案的时间也许数倍于此。
      
       解读式、解谜式观影催生好奇心,好奇心进一步催动消费。该片上映6天来,票房约1.45亿元,超370万人次观众买票一探究竟。无法在电影终结那刻得到答案的观众不解渴,继续求解原著。于是,当当网上,余华写在1987年的中短篇冲上了小说飙升榜、热搜榜前排,还超过所有文学类作品,跃居畅销总榜第三。
      
       网上四散着“看不懂”和“看懂了”的争论。作家微微一笑,“观众的视野是从四面八方来的,都非常重要”。当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调用个体经验去解读影片,可能恰恰形成了与电影内容的互喻——确信和混沌间,故事发生了。
      
       余华的“陷阱”
      
       “《河边的错误》并不好改。”随着电影上映,往事被反复重提。1988年,张艺谋本打算买下小说版权,但和余华探讨了四五天,依然没有眉目,遂接受了作家推荐的另一部小说、彼时尚未出版的《活着》。此后20多年,改编过铁凝小说《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也买过版权,同样没有成片。
      
       余华坦言:“说实话,《河边的错误》你读第一遍认为改编起来不是很难,实际那是一个陷阱。”
      
       《河边的错误》写于1987年,翌年发表在杂志《钟山》第一期。27岁的余华在这部作品里,对“叙事空缺”、反侦探类型写作、荒诞现实描写等方面展开了文学意义上的探索。
      
       故事开头,小镇河边发现了幺四婆婆的头颅,刑警马哲反复到河边寻找真相。然而调查进行中,安静的小镇接连有人死去,诗人、理发师、孩子……警队一直将嫌疑人锁定为“疯子”,但精神病患难以定罪的现实让马哲“不甘”接受这个结果,他“确信”连环谋杀案远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可在寻凶过程中,语无伦次的钱玲、闪烁其词的王宏、“主动”领罪的许亮,甚至连马哲也让读者怀疑,一片混沌里,似乎每个人都有嫌疑,而他们之间也在相互猜疑。直到马哲用一种荒诞又疯癫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疯子,了结了这串离奇死亡事件。
      
       看似悬疑刑侦,但作家不但不去回答“谁是凶手”“证据是什么”“动机何在”“犯罪过程怎样”等类型化问题,相反,他刻意隐匿证据、模糊证词,设置众多扑朔迷离的人物、人心,干扰马哲和读者的思维线索。原著中古怪又模糊的人物群像、无解的人性困境挣扎,加之冷暴力的叙事风格,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荒诞世界。
      
       小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改编后,电影的第一版英文名叫“only river knows”(只有河流知道),正式公映时改为“only river flows”(只有河流继续流淌),一个单词之差,切中余华的观点:“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没有真相,只有人性;没有结局,只能体会。“我在描写一种生活。”余华说。因此,当读者和观众跟随文本或影片里的追凶过程去求甚解,就像是掉入了一场循环的“陷阱”。
      
       命运轮转到魏书钧上场了。2018年6月,这位90后导演收到了片方邀约。“我第一遍看完没太看懂,但能感觉到有种很强的内在力量。”魏书钧形容,读小说的感觉宛如听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歌剧有一个特里斯坦和弦,这个和弦永远不回到主音上,特别像余华这部小说带给他的感受,问题好像解决了,但又悬而未决。
      
       改编过程中,魏书钧也跌落“陷阱”很多次,十七八稿剧本,大的方向调整就有四次。要不要做纯类型片,要不要埋下伏笔讲清楚所有非理性的行为底色是什么,他和编剧康春雷在混沌中打转。直到有一天,魏书钧在看自己上一部作品《永安镇故事集》时才恍然大悟,那里面有个片段,导演对编剧说:“这个电影你不要理解,你要感受。”上一个剧本中两个角色的台词意外启发了新的剧本。从导演、编剧放弃刑侦、悬疑的类型,放弃证据链闭环时,才算从改编“陷阱”里爬了上来。
      
       电影的“共创”
      
       小说写于20世纪80年代,导演把故事移植到了90年代。身为90后的魏书钧,对90年代很多印象仍停留在表面,为此他和团队做了不少功课,在网上看那个年代的纪录片,搜集各种图片,美术和置景也收集了一些旧家具和旧衣服,搭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场景。2022年末,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颁奖,朱一龙凭《人生大事》赢得最佳男主角奖杯。颁奖礼后,演员从厦门直接前往江西南丰,《河边的错误》开始了。
      
       在演员看来,故事里的刑警队长马哲始终像一双眼睛,记录和捕捉所有的事情。为更精准地诠释这个角色,朱一龙提前到取景地南丰体验生活,又从一张余华站在雪地里的旧照找到扮相的灵感。45天的拍摄期,朱一龙为角色先增肥后瘦身,体重浮动范围近50斤。
      
       身型变化之外,朱一龙看完了导演发来的20多集纪录片,一帧帧揣摩那个年代警察的工作状况。他还试图回到相应的年代、时空情境中找寻人物。他走进精神病院了解角色心理,每天穿着来自1990年代的旧衣服,“如果每天穿自己的衣服在县城里转,是很难融进去的,所以就想把戏中的服装穿成自己的。”把衣服穿成自己的,有几个兜,或者兜里放什么,一切细节宛如天成,不再需要现场临时设计。
      
       道具精准,演员到位,加之全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粗粝感,电影如期呈现出复古的迷离基调。从开场雨戏起,《河边的错误》就把观众带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集体记忆。南方小镇,天气阴郁,楼栋破败,遥远又熟悉的时空里,一桩桩离奇的杀人案,将真相的追寻者步步引入思维迷宫。那里是一个亦真亦幻、如梦如雾、模棱两可的世界。与其说马哲在那里破案,毋宁看成,他触碰了一些难以启齿的真相,在影片制造的梦与幻觉中走到了更残酷的地方。
      
       在影评人孙孟晋看来,电影最后交不交代凶手都不重要了,“而是离罪恶的真相这么近,谁都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噩梦。马哲的恍惚是时代给予他的一道冷光折射,朱一龙演得也好,河边的错误就是层层叠叠的遮盖,现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沉默之书”。
      
       许多影厅重复上演相似一幕:《河边的错误》放映完毕,观众久久不起身,直到字幕走完、场灯亮起——终究是没有彩蛋给人一个豁然开朗的答案。某种意义上说,电影经过了作家、主创,现在交到了观众手中,故事在不同人的解读里延续,电影在“共创”中会获得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