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奕俊
      
       今年《收获》杂志第4期，依旧遵循刊物自2014年以来渐成风尚的“小传统”，即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时至今日，这已然被视作国内青年写作“短时段”的风向标。而除去《收获》2023年第4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仅就2023年上半年，《人民文学》的“新浪潮”栏目、《上海文学》的“文本探索专号”、《十月》的“小说新干线”栏目、《当代》的“发现”栏目、《钟山》的“发现·创意”栏目、《山花》的“开端季”栏目，包括一直以来专注于发掘文学新生力量的《青年文学》《青春》《西湖》《青年作家》《萌芽》等文学期刊，都在不遗余力地试图刷新青年写作图景的边界。
      
       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关注者所担虑的“青年写作是否会被看到”不再是异常迫切的命题；但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刊物对于青年写作者的打捞与推出，除令读者在阅读相关作品过程间形成似曾相识的暧昧印象，似乎实在无法提供更多可能性。
      
       关乎此，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在评论集《行动者的写作》的“自序”里就提出过这样的困惑：“当下的青年写作者往往都接受了很好的大学教育，包括文学教育。他们在更开放的世界写作。但青年写作者并没有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地成为青年思想的时代前锋和先声。”倘若留意部分青年写作者的创作谈，会意识到纵然他们对于文学前辈具有某种深重的“影响的焦虑”，但“影响的焦虑”并未真正促使他们跨越前辈，或如1990年代后期的“韩东们”那样果断选择“断裂”；相反，在写作上避免同前辈作家形成对抗关系，似乎是他们之中很多人更为心安理得的取向。而这一行为背后则是部分青年写作者如张炜所言的“专业性的恐惧”，即“他要想着自己正干的活儿是不是符合行规，要考虑那些细密的，讲也讲不完的门道或禁忌”。本应“更开放”的青年写作也就渐趋成为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臣服，因为青年写作者首先要考量他们的作品是否“符合行规”：符合“正典”的“行规”、符合“文学教育”的“行规”、符合“奖项”的“行规”、符合“榜单”的“行规”……尽管值得期待的青年写作也许正是在这一系列“行规”外。
      
       由之也就部分解释了，相当数量的青年写作者“在更开放的世界”为何反而更似“复古”的生产线技术工：他们是如此勤奋而又缺乏创造力地重复着高粱地里的情欲，重复着香椿树街的日常，重复着东北雪城的罪与罚。对于这些青年写作者而言，“更开放的世界”恰恰是在他们经验认知的舒适区之外。他们接受的以概念化、教条化为主要表征的文学理念，反而是以抗拒“更开放的世界”与抗拒“成为青年思想的时代前锋和先声”为前提。部分具有较好写作禀赋的青年写作者过早地成为了“怀旧派”，“怀旧”是他们面对叙事难题时仓促为之的“最后一招”，但同时他们的“怀旧”招式又很难禁得起推敲，其实质不过是在“怀”铆接文学史经典作品的“旧”，也可说是“怀”一种自己从未真切思考与体验过的“旧”。因此，即使这批“待出厂”的青年写作者相较前辈而言，在技法上更为娴熟，然他们腾挪的空间仅是在由褊狭的文学“行规”构成的“世界”内部。
      
       值得注意的是，“复古”的趋势也存现于同样本应以锐气示人的青年批评者群体。不少青年批评者在对青年写作现象、青年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往往唯能仰仗于遥迢的文学史碑林或缥缈的“学术黑话”，因为作为“专业知识”的文学史与“学术黑话”构成了他们屈指可数而又奉若圭臬的审美参照坐标。青年批评者也通过这种乏善可陈的方式去试图建构“下一个莫言”“下一个余华”“下一个王安忆”。尤其是如果面对在个人极其贫瘠的“经验”“常识”“话语”以外出现的异质性作品，即使是“同代人”，青年批评者对此能作出的回应也往往是“失语”或“强制阐释”。而令人甚感忧虑之处在于，当青年文学与青年文学批评最终趋向于对某类经典化文学公式的无条件的复制、循环，青年写作也就脱离了我们对于这个词长久以来所对接的“新人”“新青年”期待，令之只能停留于低端的“致敬文学史”“致敬大师”层面。
      
       上述观察并非是在否定文学经典化的学理意义，而是旨在借此昭示当前已有墨守成规之势的文学经典化论证方式，对青年写作造成的潜在的观念限制。如以1980年代为例，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事件运动、思潮流派，于今构成了改革开放时代文学经典化论证的显豁的源流。而一个要强调的事实是，现如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他们在1980年代裹挟于各类文学潮流下、同时被今人指认为是各自代表作的作品，其实也是他们青年写作阶段的草创产物。作家余华同评论家王侃教授在对谈中，就多次否定他人将“先锋文学”阶段视作自己小说创作的顶点，相反，余华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先锋文学没那么了不起，它还是个学徒阶段”。
      
       具体到当代文学史的经典化议题，我们对于相关作家在这其间的“暴得大名”屡会以“恰逢其时”进行应答，但“恰逢其时”并不意味着一位作家创作生涯里最为杰出的作品即诞生于此。比如莫言，比如王安忆，比如余华，比如格非，他们更具份量的小说多在“潮流之外”。现在不少文学史教育及其催生的文学观念，在强调作家个体与外部汹涌思潮之间的恰逢其时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因其经典化的目标诉求而遮蔽了文学史体系逻辑难以格式化的块垒。汗牛充栋的当代文学史著述将余华所言“学徒期”的作家作品进行经典化论证，当然应承认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也需要点出，不少作家在“学徒期”的创作，尽管俨然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相应篇幅的“代表作”，但对照其中相关写作者之后问世的作品，尚在“青年写作”阶段的“代表作”必然包含着视野、观念、技法、思想等方面的粗糙与滞后，而这些缺陷却时时由于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教育的经典化“滤镜”而隐去。至于遵守“行规”的青年写作者对这类进入文学史经典化序列范畴的作家作品，在缺乏必要检视前提下全盘接受，也就使得我们眼见的多数青年写作，多是一种对“古早风味”的调试。这一情况下，可想而知，国内青年写作在真正“世界”语境下的“保守”与“倒退”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如此，当我们意在对当前青年写作现象与症候进行反思，首先理应梳理的就是青年写作者的“前史”，包括他们的写作理路与盛行的文学观念究竟是怎样的关联，他们普遍接受的文学观念所持的是怎样的经典化论证策略、立场、目标，他们又应该如何打破形成干扰与束缚的“行规”意识。这不仅牵涉年青一代写作者的前景，也无疑影响到青年批评者的批评视野、批评路径、批评话语的展开。而对于青年写作跟文学观念、文学教育、文学史研究之间复杂关系的勘探，也是在倒逼文学史著述者重新审视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的固有的机制标准，即究竟怎样“重写文学史”。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