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亚洪
      
       比起稍显政治性和学术性浓厚的“南巡”一词，“乾隆下江南”之说似乎更让人耳熟能详，特别是乾隆帝在江南途中的诸多风流韵事，被《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如懿传》等清宫戏大肆渲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化身为熟典，既“牵动大众和历史的想象”，又如清史专家郭成康所说，“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一书将目光投射到一个辽阔的地理文化空间——江南，重点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地区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这种视角，打破了史学家历来赋予清廷能动作用的“垄断认识”，从而为皇帝南巡的动机寻找一个更复杂、更具历史场景又更为精细的解释。
      
       作者张励治敏锐地观察到，清朝带有“民族-王朝”双重向度的统治是一种嵌入了意识形态的特殊的“家产制”（如韦伯所言）统治；而“南巡”作为维护这种统治的特殊历史形式，统治者为其寻找的“法组”“无逸”“观民”“返淳还朴”等种种话术，本质是清廷运用霸权话语对其合法性进行的建构。
      
       “乾隆下江南”似乎是对其祖父巡幸之风的沿袭，但纵深来看，“巡幸”不仅久已有之，还一直被诸多争议和博弈所裹挟。这一活动可追溯至初民时代的狩猎，带有演武、监管目的的“巡狩”一词分明散发着赤裸裸的军事化意味；在上古圣君时代，其代表的仍是“有德统治”。直至战国时期修养高深的礼仪专家才改变其所指，乔装为一个更为文雅的行政化名称“训守”。《孟子》、司马相如、魏徵等将皇帝巡狩视为节俭、勤政和仁政的对立物，动辄以奢侈、荒淫、政治失范为由提出异见，这体现了君主与官僚间的紧张关系。直到辽、金、元等非汉政权出现，有别于以“文”为导向的南方帝制官僚，以“武”为导向的北方帝制联盟的政治传统坚持认为，季节性迁移仍然是王朝统治之必需。这甚至深刻影响到了后世的汉人皇帝——哪怕遭遇士大夫们的反对，明永乐皇帝作为“马上皇帝”在武功上的种种建树，仍然激发后来者的无穷政治想象力。总之，张励治注意到，巡幸在文与武、君主与官僚、南方与北方、汉人与“蛮夷”之间达成了某种精妙平衡，这种传统被康熙和乾隆借用，演变为既迎合汉人精英政治文化，又明确维持“民族-王朝”（家产制）统治的工具，简言之，形成了“马上统治”的特定规制。
      
       在康熙朝，巡幸最初带有“王朝孝道”等名头，借此激励民族-王朝荣誉；而乾隆皇帝努力实践其祖辈的遗产，恢复巡幸，精心将其打造成民族-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柱。尤其是乾隆以经典《尚书》中的“无逸”为由头，似乎要遵循狩猎以及守律、节俭的“旧道”和“祖制”，为巡幸披上“法祖”原则的合法性“外衣”。张励治发现了乾隆的别有用心：皇太后在巡幸中屡屡现身，似乎彰显着乾隆孝亲之心，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其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屏幕”，投射出各种文化上经过校正的爱新觉罗家族的整体形象，在张励治看来，是“民族-王朝差异的一种主张”，足以弥合、和解清王朝与反对巡幸的以张灏为代表的内臣们之间的分歧。
      
       为巡幸而准备的后勤和动员，本身就成为清廷纪律严明、有着善治能力的一个衡量标准。特别是以营帐和御营为象征物的一系列亚军事符号，影射着更具游牧性以及部落性质的草原治理方式以及政治构成。“将朝廷置于马上”，这便生动地解释了本书为何以《马背上的朝廷》为名。并且，巡幸过程中遭遇的民众非议和反对，佐证了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所言的乾隆中期弥漫着的那种“罕见的不安氛围”，在张励治看来，乾隆的南巡，恰是为了解决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种种不确定性，不过，他更看到了“巡幸的状态也是一种战争状态”的本质。
      
       除了军事，在巡幸过程中，清廷与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商业精英集团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值得品味。后者往往在前者巡幸途中慷慨解囊，献上的政治“捐输”不仅帮助前者化解水利和军事危机，也给自己带来明显的回报。但乾隆寻求的，是鼓励又控制商业精英地位的上升，以便对其加以利用和钳制。不难发现，乾隆皇帝通过南巡，将自己包装成可以解决“士大夫”和商人挥霍者之间的文化合法性的国家机制，愈发为其南巡之行寻找美名。
      
       乾隆皇帝还巧妙地运用绘画、诗赋和学术等士人身份验证标准来笼络江南地方精英，具体来说，便是赞助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学术转变和文化趋势。张励治也敏锐地观察到，乾隆皇帝不能完全表现士人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这使其和江南士族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对承载着乾隆皇帝思想和动机的南巡诗作稍作把玩便可知，清朝权威的建构，不仅在于文化上的迎合，更在于主张民族-王朝特权。比如，其吩咐徐扬绘制的《乾隆南巡图》，表面看是宫廷画，往深了说，却是宣扬王朝气象和帝王形象的别有用心的媒介。
      
       其实，学界对康乾南巡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康乾南巡充满了十足的戏剧味和演出味，所谓繁华“盛世”，不过建立在对百姓无情的掠夺之上。南巡是否如乾隆皇帝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是“勤政”“爱民”的表现？是否有纵情山水之嫌？是否有挥霍之嫌？森严的警卫会不会给百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骚扰甚至伤害？客观公允地说，乾隆南巡在巩固统一、安定社会、笼络汉人、治理水患、加强武备等各方面作用突出，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繁荣文化和经济，但《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穿透了野史和清宫剧，对种种传说和戏说进行了拨正，直抵历史现场，缕析出乾隆如何通过巡幸积极建构统治的合法性，也为我们加深对滥觞于初民时代的“巡幸”的认读和体悟提供了一个更全面和深刻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