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晨琰
      
       对上海健康医学院的学子们而言，王桂珍这个名字不陌生。她是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曾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典，代表中国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发言，她的肖像还被用作1977年发行的上海市“壹市斤”粮票图案。
      
       王桂珍退休后并未闲着，而是时常受邀走进上海健康医学院校园，与学生面对面。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桂珍因脑梗刚出院不久，身体尚在恢复中，可听到要给上海健康医学院新生提出一些寄语，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希望用自身经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赤脚医生”，更要接好新时代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的接力棒。
      
       成为一名医生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记者：您被誉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最初是如何踏上从医道路的？
      
       王桂珍：说来惭愧，当一名医生原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我是原川沙县江镇公社（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大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15岁便进到纺织厂做工，1961年听党的话回村搞农业生产。
      
       当时，正是“二号病”（霍乱）流行的时候，这一烈性肠道传染病来势汹汹，必须阻断污染水源。村里需要有人去宣传医学知识，请村民们喝井水，别喝湖水，也需要有人向水井中投放漂白粉消毒。我自告奋勇，大家看我干得认真，都很认可。
      
       在当时，“看病难”是一个普遍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政策调整，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经大队党支部推荐，1965年，我在公社卫生院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农村卫生员培训。
      
       为了让我们迅速掌握知识点，老师们临时变通，用实际案例来演示教学。当时气管炎病人比较多，老师就拿着听诊器放在病人身上一边看病，一边讲解。
      
       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是班里学得最好的。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就拿个手电筒在被子里学到半夜12点。看不懂就问别人，直到搞懂为止。所谓铁杵磨成针，我就怀着这样的精神，将深奥的医学知识一点点啃了下来。
      
       记者：赤脚医生能取得患者的信任吗？如何与患者打交道？
      
       王桂珍：我的工作其实是众多赤脚医生的缩影。1968年，原川沙县江镇公社的一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的方向》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肯定。从此，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的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江镇也成了赤脚医生的发源地。
      
       不过刚开始给人看病时，人家也是不信任的。刚刚说，我培训了4个月就上岗了，人家想，你个黄毛丫头，学医4个月能学到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正在田里割稻，有村民牙疼，我说帮他针灸，他想也没想拒绝了。我就先在自己身上扎针，他一看，动作熟练，很安全，便同意了。扎了几次，牙疼好了。就这样，在一点一滴之间，培养起了村民对我的信任。
      
       为了减轻村民的医药费负担，我还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专门建了土药房，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看病。
      
       可以说，“赤脚医生”是老百姓对我们最亲热的称呼。赤脚医生虽然本事有限，但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我理解的赤脚医生，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真正为患者服务，这不是一句空话，都是做出来的。
      
       称呼变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衷不会变
      
       记者：您常说，赤脚医生是“肩上有药箱，脚下有泥巴，心中有人民”。面对“农忙时务农，农闲时看病”的繁忙工作，是什么支撑您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王桂珍：我是一名党龄56年的老党员，包括我在内，我们一家六口都是党员。党员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国家需要赤脚医生，我便义无反顾。
      
       大家常说我是“三快姑娘”，讲话快、走路快、做事快。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就是我们手中的两件“法宝”。
      
       以前在农村，一到夏天就会流行红眼病，我们把决明子、野菊花等草药放在一起煮，煮成中药水挑到田里给村民喝上一小碗，就把病情控制住了。没有什么比村民一句句真挚的感谢更珍贵。
      
       有一天晚上，村里有个小孩发热。当时正刮风下雨，可人家来敲门求救，我没多想，踩着烂泥地，一脚深一脚浅就往病人家里赶。给小孩检测体温，39.5℃。当时正是脑膜炎流行的季节，我帮他检查，头颈掰一掰，很僵硬；再检查脚底，一掰大脚趾，往上翘。大差不差，应该就是脑膜炎。我心想，这病必须马上送医院，不然会闯大祸的。
      
       可这小孩妈妈心脏不好，爸爸在外地打工，看着她泪流满面，我说你不要哭，我帮你送到医院去。我把小孩扛到肩头，就这样一路送到医院，终于救回一命。
      
       还有一次我在田里插秧，家长抱着小孩找到我。我一搭额头，小孩热度很高，眼睛黄，面孔黄，这是生了肝炎，必须去隔离医院。我背着孩子跑了十几里路，衣服湿透了，终于到了医院，我告诉他妈妈：“小孩到医院，就能活命了。”
      
       现在，这小孩也60多岁了，之前我脑梗住院，他还特地来看我，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定要长命百岁。”你说，面对如此淳朴、善良的村民，怎能叫我不坚持？
      
       记者：您觉得那个时代的赤脚医生和这个年代的基层医生有什么异同？
      
       王桂珍：称呼变了，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衷不会改变。当时的我一个人要管大队里将近2000位村民，经常走家串户，为大家解决头疼脑热的问题。现在的全科医生也是，手上管着几千号居民，一直在居民身边。
      
       当然，和我们相比，他们治病的方法更多了。我们当时更多凭经验看病，现在他们看病更科学、更系统，能施展拳脚的空间也更大。我们大沟村卫生室就有上海健康医学院订单式培养的“新乡医”，非常优秀。
      
       这真是一个基层医生发展的好时代，因此我也常跟学生说，当好基层健康守门人，要多替别人想一想，多细心关注别人。基层医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
      
       走向最需要的地方，基层医生也能有大作为
      
       记者：退休后，您自费筹办赤脚医生陈列馆，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
      
       王桂珍：我自费建起赤脚医生陈列馆，就想让后辈有机会了解中国健康医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让我感动的是，上海健康医学院同步筹建了“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生”主题展馆，展陈了我的珍贵藏品。
      
       你看这个红棕色的皮质药箱，其中针筒、银针、拔罐等一应俱全。大半个世纪前，我就是背着这个药箱走在村头田埂，为村民们解除病痛。我想，让学生们看看老物件，或许更能体会从医者的初心。
      
       我也想告诉学生们，千万别小看一名基层医生。我不仅走出上海，走向全国，还走上了国际讲坛。1974年，我成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15分钟发言。国际社会曾将赤脚医生模式誉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上海健康医学院是全国首家以“健康”命名的医学院，这是培养全科医学人才的摇篮。很感谢学校，去年推出并上演了以我为原型的大师剧《飞扬的蒲公英》。正如剧名一般，蒲公英迎风而起，随风飘落，落地生根，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石。同学们，一起努力，将“全民健康的种子”撒向全国，走向最需要的基层卫生单位，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健康守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