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近日，昆德拉最新译作《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发布暨读书会上，学者毛尖快人快语，她自称是“昆德拉的反对派”，认为昆德拉是一个杰出的、也是被限制的作家，他在写作中控制不住的炫技终究绊住了他，并且，他的文本也太“甜”了。
      
       毛尖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展开对昆德拉的解读，她注意到“昆德拉的法语是有口音的，不标准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标准的法语”成就了昆德拉，构成了他写作中核心的东西。昆德拉的小说和欧洲古典音乐有共通的气质，会有平行的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有复调的结构，他会说这个世界是由刽子手和诗人一起掌管。在他所有的描述中，上帝也好，美也好，诗人也好，刽子手也好，都是似是而非的，都是不标准的形象，就像他的法语一样，都是不标准的。
      
       《生活在别处》有一个情节，雅罗米尔爱上一个女孩，他的占有欲非常强。有一次他和女孩约会，那个女孩没去，他一直质问对方为什么没有来。女孩说“我去看哥哥了”，她想用这个理由让诗人平复，但诗人非常愤怒，质问她：“你哥哥比我更重要吗？”女孩被逼得没办法，就谎称哥哥偷渡了。结果诗人把他的女友和她的哥哥告发，造成他们身陷牢狱多年。可以看到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诗人是不标准的，爱情也是不标准的，爱情终是谎言，诗人和刽子手的交集也是混乱的。
      
       “通过昆德拉的小说，以前被所有的小说家描写过的诗人、阳光和美都变得不标准了，我觉得这个不标准成就了昆德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昆德拉的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就变得特别地广泛。当时的中国年轻人惊异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这么书写的，爱情可以这么书写，欲望可以这么被书写。”
      
       毛尖和译者董强都认为，《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虽然只是两篇长文组成的一本小册子，但从中可以看到昆德拉的思考是很复杂的。昆德拉的文本中，他致力于反对的不仅仅是用武力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特定大国，他反对了方方面面。昆德拉在“质疑一切，反对一切”的写作中显示出前瞻性：“在这片小国组成的区域，欧洲的脆弱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明显，更早被发现。”“不久以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成为小国的危险，并将遭遇小国的命运。”他对“小国”的定义，不是地理意义的小，而是文化被吞并以后的“小”。这个概念非常具有前瞻性，“所有的欧洲沦为小国的命运”，他在1980年代初的观察，进入21世纪后，成为被发酵的题材。
      
       毛尖肯定了昆德拉作品的独特辨识度和前瞻性，她的欣赏不妨碍她仍然坐到“反对派”的一方，她认为昆德拉的局限同样是明显的。昆德拉对电影改编的抵触众所周知，当年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他极为不满，从此公然声称并立下遗嘱，他的任何作品不许被改编成影视。昆德拉是个敏锐的艺术家，他看清了电影改编放大了他小说中隐藏很深的问题，所以釜底抽薪地杜绝了电影改编。因为电影《布拉格之恋》的气质是很“甜”，它太“甜”了。电影让昆德拉不得不面对他文本中的问题，他还是写得太甜了。比较他同时期的作家或作者导演，他自己欣赏的电影《雏菊》、小说《好兵帅克》，以及卡夫卡作品，它们都不像他的小说那么甜。“为什么他会对电影那么暴怒？电影拍得非常好了，但电影的形式注定了它比昆德拉的小说还要甜。昆德拉当然意识到这个甜味的源头在他的小说，那他肯定要拒绝电影。他是有警惕心的，明白作品一旦过于取悦公众，对创作者来说是危险的。”毛尖说，她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对昆德拉越来越多的质疑，正是基于此。
      
       更进一步，昆德拉身上有着一个才华横溢写作者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很能感受到他控制不住的炫技，他把托马斯设定成第一小提琴手，特瑞萨是第二小提琴手，萨宾娜是中提琴手，另外一个萨宾娜的情人，设置成大提琴手。这些人物的设定对应他们在乐队里的职能，对应在音乐里的地位，最后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按照他的音乐的设定往前走了。在文本的发散过程中，出现了他的遵循着古典乐程式化的太标准性，这个标准性限制了他的不标准。”即便是这样，毛尖仍然花了两个晚上精读了《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这本在昆德拉去世后面世的新作，因为，“读这本书，可以重新体验昆德拉文本中的意义，能理解他所宣扬的‘轻’所对应的‘重’，两者不是对立反义的，轻和重是辩证，像刽子手和诗人之间的辩证。某种意义上说，读这本书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