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登荣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一书以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辛弃疾这11位两宋时期著名的文人士大夫为书写对象，以他们的落魄失意阶段为书写线索，通过对青史、年谱、作家作品、传记、行状、祭文、墓志铭、历代相关文章等的爬梳，再现了他们在贬谪、罢职、赋闲期间的心路历程和生活况味，从中发现他们共同的特质：在失意中展示傲然风骨，在磨难中铸造精神徽章，在落魄中实现涅槃重生，在逆境中尽显人生风流。
      
       虽然他们遭到贬谪，但他们心中那根做人的标尺始终没有移位。他们仍旧敢于直谏，维护道统，舍生取义，坚持真理；他们依然心忧天下，情系苍生，尽其所能，为民办事，从而流芳百世。如在《履霜操——范仲淹在睦州和饶州》中，作者写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往饶州任职。针对饶州民风顽劣好斗的特点，范仲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学校、移风俗。他选择一块林木掩映的地方，重建学校，扩大规模，让更多的学子能够读上书。范仲淹在学校开学时说：“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果然，治平二年（1065年），饶州学子彭汝砺状元及第，他的弟弟彭汝霖进士及第。范仲淹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生情怀。与范仲淹重视兴学一样，在《归袖翩然——杨万里最后十九年》中，我们看到，当杨万里被贬谪到筠州后，发现高安县没有县学，学子们只能寄居在州学的小斋房就读，于是马上动手兴建县学，让“一方学子咸集，学风大盛”；同时，他还“以德抚民，无为而治，州内刑清诉简，百姓安居乐业”；杨万里离开筠州后，这里的民众建起“三贤祠”，纪念先后贬谪至此的余靖、苏辙以及杨万里。
      
       两宋时期，官员贬谪之地，大都在偏僻蛮荒之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作者通过查阅林林总总的史料发现，这些文人士大夫面对人生的重大考验，大都显得从容自若、乐观豁达，在贬谪中著书立说，在放逐中完善自我，将人生的至暗时刻转化为高光时刻。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受范仲淹牵连，被贬往峡州出任夷陵令。年届而立的欧阳修，对这次贬谪并不在意，反而认为是砥砺、升华自己的良机。在贬谪夷陵的三年间，欧阳修先后撰写了《易或问》《易童子问》《诗解》《春秋论》《春秋或问》，还完成了记录五代十国的史书《十国志》（《素履之往——逆境中的欧阳修》）；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返回金陵老家，“致仕后的王安石，读书、写诗、钻研群经、深研佛家和道家著作、修订《字说》”（《江南多翠微——罢相后的王安石》）；而黄庭坚在贬谪黔州期间，“书艺猛进，《廉颇蔺相如传》《砥柱铭》《李白秋浦歌十五首》等书法作品，为其奠定了宗师地位”（《风流犹拍——黄庭坚的逐客生涯》）……一个又一个文人士大夫，用他们的行动，践行着“君子坦荡荡”的人生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