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
      
       这个暑假，预约，让很多想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感到尴尬和无奈，从北京到各省会乃至地市级的博物馆，都存在这样的一“约”难求。
      
       以往我们也不乏一些很火爆的展览，但是博物馆都没有用“预约”的办法来限制观众。毫无疑问，“预约”是限流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预约”本身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预约”是双刃剑，一方面可服务于博物馆的限流，另一方面也会限制观众的自由参观。
      
       在世界范围之内，参观博物馆要预约的并不普遍，甚至是极个别的——这或许是我的孤陋寡闻，能够举出的事例可能不多。在米兰参观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中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一直是要预约的，而且通常要提前数月，不仅是限流，还为了秩序；在纽约参观移民公寓博物馆需要预约，这里的预约是一种经营的手段；再有就是像卢浮宫等一些著名博物馆中的特展，因为它的特殊性要通过限流来控制展厅内的人数，比如像2017年卢浮宫的“维米尔大展”就通过预约来限流并抬升人气，当时的卢浮宫需要消除前一年枪击事件的影响。
      
       今天中国博物馆事业正处迅猛发展期，几经努力，各省市级博物馆的观众量都有大幅增加，场馆面积也在不断增大。如今的预约，一方面是疫情时期所采取的特殊方式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激增的观众数量，尤其到了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用预约的方式来限流，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这种方式带来的是什么？最直接的就是公众参观的不便，“能不能预约得上”成为一种担心，预约不上又催生焦虑。更为严重的是，预约的方式已经下沉到了地市级的博物馆，这类博物馆本来观众就不多，近几年刚刚有点起色，预约却严重影响到公众与博物馆的关系。
      
       预约给公众带来的种种不便，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来说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比如像很多人的行程计划中原本没有参观博物馆，可在具体行程中可能突然想到去参观博物馆。过去的行程变化并不影响参观博物馆，说走就走；现在因为预约，这种随机性的参访就成为问题，一般来说不可能预约到当天的门票。
      
       在这样一种需要预约的参观博物馆的方式中，从某些方面来看，对于观众热情的伤害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矛盾，对于在中国为数不多的热门博物馆来说，是博物馆每天接待人数的最高值与具体观众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如何解决？当然，有像山东青州博物馆那样通过建新馆扩大空间范围来解决矛盾，但并不是每家博物馆都能用这样的方式。博物馆的“大”总有一定限度。如何不因为预约而伤害观众的观展热情，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参观博物馆的文化需求，是必须要考虑的。
      
       既然（有的）博物馆客流量很大，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延长开放的时间，从8小时延长到10小时，甚至增加夜场（或每周一次夜场）？或者于所在的城市给当地居民在每周某个时间段开设专场或特别通道；或者每天设某一个时间段给外地突然造访的游客以具体的方便；或者给那些能够出示第二天机票或高铁票的旅行者以特别的处理。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不是用一种不可破防的铁律来对待观众的不同需求。显然，观众能够自觉走进博物馆，是经过了几十年教育的累积、社会风气的熏染和无数博物馆人多年来辛苦努力的结果。现在的公众有了对于博物馆的依赖，他们想到博物馆中去走一走，看一看。
      
       因为预约而带来的问题，和文物资源在城市中的配置有一定关系，也和博物馆的管理有关联。客观来看，免费开放是增大客流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了让更多需要参观博物馆的观众能走进博物馆，对于一些热门的特展，或者博物馆内有着重要藏品的展厅，是否可用收费的方式来缓解供需之间的矛盾，这是主管部门需要考虑的。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发展中，用经济的杠杆来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应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在一座城市中，比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其他博物馆并非有那么火爆。如果我们用预约的方式来笼而统之对待社会、对待观众，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博物馆以人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要求研究、关注这之中的不同需求。如何应对不同的需求，需要用不同的方法，用多样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在我们的城市中，或许观众还不适应去参观各种不同门类的博物馆，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举世闻名的那些重要发现和重要藏品，因此，这就造成展览资源失衡这样一种独特的景象。比如中国很多旅行者到了伦敦，只知道去闻名于世的大英博物馆，可是，却忽略了英国国家美术馆、V&A、泰特等著名博物馆；巴黎的博物馆很多，人们却都挤在卢浮宫。
      
       因为是慕名而来，人们到了西安就想看兵马俑，就想看历史博物馆，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到了北京要去长城一样。实际上西安也有很多值得看的博物馆。那么，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通过预约来调剂确实是为博物馆的管理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只是解决了博物馆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观众的问题。实际上在一个具体的工作日或者具体的开放时间之内，也并不是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很多观众，需要更精细化的设置来设计不同时间段的预约，或者是随时调剂一些特别的需要。事实上，制度设计往往有一些疏漏，所以，最近爆出黄牛倒博物馆预约票的事件，让人们看到预约的疏漏，尽管难以理解，却真实存在。其核心是供求关系，其本质是管理问题。
      
       在国外参观博物馆，尽管偶尔也会遇到预约问题，然而，当你告知是来自远方的中国，因为预约不上，或没有办法解决票务的问题，是可以通融和商量的。这就如同在广东东莞市博物馆，老人是可以不受预约限制的。对于一些热门的博物馆来说，每天需要通融的参观者并不是太多，并不普遍。而这些博物馆通常都比较大，多三五十人于展厅中是看不出来的。再就是，热门博物馆一般都有常设展和临时展，也可在馆内用人工的方法来调剂那些人数较多的展厅，先让观众进来看看其它展览。除了预约不上，还有很多观众并不知道要预约，但已到了门口，失之交臂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的失望。馆方应该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做一些问卷调查，了解到这些失望而归者的具体诉求。
      
       总之，以观众为中心的博物馆服务，需要用多样的方法来面对多样的需求，而不是简单地用“预约”两个字来解决全部的所有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用非常人性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其本质并非是要拦住观众，而是在敞开大门的同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