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磊 卞天歌
      
       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70年来，抗美援朝战争电影作为这场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铭文，始终承担着以唯物史观构建主流历史叙事、弘扬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化职责。《上甘岭》《英雄儿女》等代表作，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永恒的“旗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振奋人心、凝结力量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新主流电影”的崛起，《金刚川》《长津湖》等抗美援朝题材作品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回观众视野，并展现出了较强的生命力与感召力，逐步拓新了该题材作品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范式，愈发受到当下观众的关注与认可。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永续传承
      
       1952年，毛主席在得知上甘岭战役的惨烈战况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将志愿军将士英勇战斗的先进事迹拍成电影，在全国范围进行广泛宣传。经过老一辈电影人近四年的努力，1956年，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真实战史改编的抗美援朝战争电影——《上甘岭》横空出世，并随之掀起了一次空前的抗美援朝主题影片创作热潮。从1956年至1978年，涌现了一批如《长空比翼》（1958）《友谊》（1959）《奇袭》（1960）《三八线上》（1960）《英雄坦克手》（1962）《英雄儿女》（1964）《碧海红波》（1975）《激战无名川》（1975）《飞虎》（1978）等十余部抗美援朝战争电影，此外《斩断魔爪》（1954）《铁道卫士》（1960）等同时期影片亦构建于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之下。
      
       这一股延续了20余年的创作热潮表明：英雄的时代赋予了艺术创作不绝的灵感，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敢打必胜的铮铮铁骨为电影作品提供了最坚实丰满的素材来源。
      
       对抗美援朝战争电影的研究无疑要放在中国电影史的大框架之中。新中国战争片通过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回溯，完成对于新生国家、新生政权正义性、合法性的建构，抗美援朝战争电影对于彼时刚刚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像叙述，自然承袭了同样的战争书写模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明显区别于同期的《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等带有一定喜剧色彩的抗战题材影片。抗美援朝战争电影将志愿军英雄近似真实地还原于极度失衡的武器配比和极度残酷的战场绝境中，追忆他们战胜敌人的艰难过程，彰显了英雄个人或群体为了和平与正义而敢于牺牲的壮举。《英雄坦克手》中装填手王大钢为掩护坦克，以自己的身体为诱饵吸引敌人炮火；《烽火列车》中李长阁为救整个列车组，以吸引火力的方式将燃烧着的车节脱钩……残酷的书写并不是抗美援朝战争影片有意追求独树一帜，而仅是将真实的战场、真实的事迹进行了艺术化再现与描摹，相对直接地搬映至大银幕上。由此也折射出，抗美援朝真实战场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存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罕见的。
      
       生命是个体最宝贵的东西，为了国家民族而舍弃生命、慨然赴死，是对爱国主义精神最有力的彰显。正如《英雄儿女》中王成那句最具代表性的“时代之音”——“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铿锵有力、气吞山河的八个字，凝结着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更代表着人民志愿军“生的永恒”，这也成为70年来抗美援朝影片跨越时代、永续传承的重要主题。
      
       “这场战争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你们和美国人民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人道主义的追求与传达
      
       进入1980年代后，《战地之星》（1983）《神龙车队》（1992）《铁血大动脉》（1998）《三八线上的女兵》（2000）《北纬三十八度》（2000）《邱少云》（2010）等抗美援朝战争电影中出现了对于战争更多元、丰富的艺术表达，在精神内涵方面也展现出对战争伦理、道德立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新思考。
      
       不同于以男性人物为主的抗美援朝影片，1983年的《战地之星》将主角光环落在女性角色上，以女性广播员白露作为故事主线：她既是志愿军为打心理战而派出的英语广播员，也是美军心中夜夜惦念的“流星小姐”。她的声音好像一曲曲美妙的音乐鼓励着我方志愿军战士，同时也向美军士兵揭示了战争的真实样貌，承担着温情化视角下带有“反战”意味的功能性作用。白露在影片结尾向美军发出叩问：“你们这些幸存者记住吧，这场战争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你们和美国人民带来的又是什么呢？这场错误的战争，难道不值得你们深思吗？”投射了对于美帝国主义发起非正义战争的谴责，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战争带来的生命创伤和毁灭的反思，展现出较为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反对战争、反思战争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这些同样构成抗美援朝战争电影重要的思想表达。
      
       “有的枪必须开，有的枪可以不开”
      
       ——和平立场的宣告与彰显
      
       近年来，抗美援朝影片以承担重大国家文化使命的重要身份，迎来了新一轮的创作高潮。在影片数量创下新高的同时，新的抗美援朝电影的内容与品质也经受了市场和观众的考验。2020年的《金刚川》、2021年的《长津湖》、2022年的《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等影片，都在极高的社会关注度下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这些影片在艺术手法、制创水准上较此前有了较为明显的跃升。“初创期”普遍采用的程式化、“二元对立”的创作方式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血肉丰满、多元化的英雄群像。《长津湖》系列中的新兵伍万里、梅生、雷公，《金刚川》中的张飞、关磊师徒，《狙击手》中的冷枪五班战士们，他们既凝聚着卡里斯马式英雄的崇高品质，也有着一个个作为普通人独特生动的灵魂。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此前滑稽式、漫画式的敌人形象，以及以“敌人之弱”来展示“我军之强”的塑造倾向也相对得到矫正。《长津湖》中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一条完整的美军叙事线，将抗美援朝战争中以东线战场为代表的美国各层级人物形象做了全景式呈现。其中烟斗不离手、骄傲自大、善于作秀的美国老将麦克阿瑟，唯命是从、盲目冒进的美第10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以及老谋深算的美海陆一师史密斯少将等高层将帅，他们以个性化的形象存在于影片中，以“敌强我更强”的塑造模式相对客观地映射出志愿军英雄的伟大。
      
       这也重新强调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虽然我们在心理上将敌人当作“纸老虎”，但事实上我们的敌人从来都不是风吹即倒的弱者，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巨大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可以说，无论是英雄还是敌人形象的变化，均表明当下的艺术创作开始用一种更加客观理性的方式来回溯历史，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手法的更新，更意味着一种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历史认知与自我认知。
      
       有学界、业界人士将新的抗美援朝影片统归到“新主流影片”的类型之中。它既不同于教化功能更为明显和外在的传统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能至上的主流商业电影，而是采用成熟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方法，在观念内核上弘扬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力求实现思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的内在统一。从目前的电影票房与网络评分数据来看，此类影片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逐渐成为时代性的电影文化潮流。这也成为近年来抗美援朝影片进入复兴期的外部环境动因。
      
       从更为宏阔的视角上看。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文化层面的种种角力也浮出水面。以艺术化的方式向世界严正宣告自己的国家立场，表明自己的政治与文化态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种提醒与警告。
      
       立场与态度的宣告并不意味着传达仇恨与对立，相反，则更注重对正义与和平主题的强调。电影《长津湖》中，在伍万里准备向即将死亡的美军团长开枪时，伍千里将他的枪口推开说道：“有的枪必须开，有的枪可以不开。”再如，片中两次借梅生等人物的台词言说：“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下一代就不用打仗了。”这些细节的设计，既体现着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理念，也传达着中国人民对避免未来战争的努力与期许。可以说，优秀的抗美援朝电影、优秀的中国军事电影，不仅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精神、传播好中国文化，也承担着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使命，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电影创作视域的拓展，也将推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和平与交流。
      
       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电影70年来的发展历史，变化的是随着时代更迭的艺术呈现，但永恒不变的是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弘扬以及反帝反霸权主题的再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抗美援朝精神是不能丢弃的民族之魂，需要不断地借助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进行弘扬，为持续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贡献力量。这也理应成为每一代中国电影人乃至全体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助教、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