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怡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吃的荔枝是如何运到长安的？这个问题曾引起古往今来不少好奇。唐代荔枝最著名的产地在极边远的岭南地区，荔枝又是一种高速腐败的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从岭南取荔枝送往杨贵妃手中，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唐以后不少论者为了让杨贵妃能够符合常识地吃上荔枝，都试图“篡改题目”。一种观点是在荔枝的产地上做文章，猜想作为贡品的荔枝可能出自巴蜀，巴蜀相比岭南，空间上距杨贵妃更近。另一种观点是猜想作为贡品的荔枝可能不是鲜果，而是蜜饯，也就是“荔枝煎”。猜想在事实上可能成立，但如此一来，唐诗中“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杜甫《病橘》）的震撼，唐传奇中唐玄宗谱写新曲，“会南方进荔枝，因名《荔枝香》”（《甘泽谣》）的纤秾，似也跟着烟消云散了。
      
       以唐代可能实现的技术手段，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杨贵妃手上，果真是不可能的吗？从史部记载来看，汉代就有岭南地区进贡荔枝的记录。岭南的荔枝，不仅是珍奇的代表，也象征着王权对于边远地区的控制。这也无怪乎历代诗文中谈及杨贵妃的荔枝，总以为是岭南所出。马伯庸新近出版并且官宣将拍电影的《长安的荔枝》，就以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式，大胆挑战了荔枝难题。
      
       将岭南荔枝如何来到长安的故事讲得妥帖
      
       《长安的荔枝》最初曾在网络连载，故而带有大众文学的一般缺憾，人物形象略模式化，又有三四处带有当代色彩的插科打诨。小说的标题也有值得推敲之处——历来文学表达中，贵妃与荔枝的故事通常发生在华清池，偶尔才是长安城。不过从后记可知，作者是知晓这一地点争议的，只是为了故事更加有趣，才将进献荔枝的舞台安排在了更能展现盛世繁华图景的长安城里。
      
       为了让这个关于荔枝的故事的历史细节更加妥帖，马伯庸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他没有无视“出自巴蜀说”与“荔枝煎说”这些前人留下的猜想。小说中述，“荔枝煎”在口味贡库里车载斗量，已不稀奇，巴蜀虽近，但在听闻岭南荔枝的盛名之后，唐玄宗便明确要求置办岭南鲜荔枝。如此一来，故事既得以保全唐代以来杨贵妃荔枝故事应有的传奇色彩，也尽可能兼顾了已有的学术探讨。
      
       若在唐代运送荔枝，主要面临三方面考验：保鲜手段、运送途径、运送成本。保鲜方面，马伯庸在小说中借鉴了宋代以来文献记载的瓮装、冰藏、截干、移栽等多种方法，有些方法至今还在使用。途径方面，则是采用了数据化思考的方法，以实验的方式取得相应数据，找出一条适合将荔枝从岭南送往长安的最速道路，并计算出需要的成本。为此，马伯庸安排了一个“明算”及第的上林署小小监事李善德，作为小说主人公。明算是唐代科举科目之一，用意是选拔擅长算学的专门人才，就职路径较为狭窄，仕宦前景也一般，所以受重视程度远不如明经、进士科。“理科生”主人公在校园、都市题材中颇受青睐，但《长安的荔枝》设定在唐朝，古代不同于当代的价值观，让李善德这个“理科生”命运多舛：由于长期处在官场边缘，地位低微，不善人情世故，所以在故事的开头，就被当成一个任务失败时的替死鬼。置办荔枝的荒唐任务，可能只是帝王的一时兴起，却把平凡又有点窝囊的李善德带向唐朝最有权力的几个人中间。
      
       李善德靠自己的算学能力可以解决运输荔枝的途径问题，靠朋友的帮助可以解决保鲜问题，但运送成本方面，到底还是要仰赖长安到地方各级官员的配合支持。百官不欲配合，纷纷祭出复杂的办事流程，使得转运荔枝一事无从继续。李善德为求活命，只得借助权臣杨国忠的力量。由于缺少官场经验，李善德对这个选择的意义还一无所知。当杨国忠插手荔枝转运之后，故事的氛围就犹如采下一日之后的荔枝，急速转暗。手持杨国忠腰牌的李善德在各衙门通行无阻，可以调度一切资源，却身不由己地偏离了最初的方向。运送荔枝这一个不可能任务，在“不计成本”的前提下，终于解决，而另一个暗中布局已久的不可能任务开始缓缓浮现。
      
       以历史洪流中的个人选择纾解了一种两难
      
       马伯庸近年的小说，多从小人物视角窥视时代兴衰，《显微镜下的大明》是如此，《长安的荔枝》也是如此。回顾《长安的荔枝》文本中出现的第一个确切日期，是“天宝十四载二月三日”。这个时间十分不起眼，是李善德签领任命荔枝使的敕牒的时候，“顺手连日期也写在了上面”。但对唐代历史略有了解的读者立刻会注意到，天宝十四载，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年，也是由盛转衰的一年。沉醉于李善德求生之路的读者，看到鱼朝恩、杨国忠纷纷出场，也会猛然重新想起，“荔枝”这一意象在唐诗中象征着浮华与荣宠，更象征着悲凉与伤痛：“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杜甫《解闷》其九），“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张祜《马嵬坡》）。至于杜牧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绝句，写到“无人知是荔枝来”时，更是蕴含着讽刺与愤慨。杜牧的这首绝句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关于唐朝的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荔枝在诗中代表了骄奢淫逸，这是每个人在阅读一个关于荔枝的唐代故事时会持有的基本价值预设。荔枝运往长安必定耗费国力民力，但这却成为了小说中主人公必须完成的使命。个人与时代的冲突因此形成了。
      
       作者没有一开始就将这个冲突直接置于读者面前。对于国家大事，小说的叙述总是小心维护着李善德身为普通小吏的视角。唐玄宗不相信安禄山有叛心，绑了好言劝谏的人送去河东，这些直接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关的时事，在小说中只是一块背景板，用闲谈一笔带过，主人公对此并不挂心。真正让他留意的，是天宝年间滥任使职导致的财政乱象。
      
       “这几年以来，圣人最喜欢的就是跳开外朝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宫中冬日嫌冷了，便设一个木炭使；想要广选美色入宫，便设一个花鸟使。甚至就在一年前，圣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糖蟹了，随手指设了一个糖蟹转运使，京城为之哄传。”君王随手指设的使职，不受任何已有的监察制度限制，负责监察的官员“只能眼睁睁看着各路使臣揣着国库的钱，消失在灞桥之外”。
      
       李善德本以为进献荔枝，可以让善种荔枝的农户得到利益，然而各级官僚为求稳妥，将运送总量擅自翻倍，反使主人公的精确计算沦为废纸，两代果农苦心栽培的荔枝园惨遭滥伐。运送荔枝所费不赀，杨国忠却声称不动用国库，也不动用皇家私库，那钱到底从何处来？这成为了后半段故事中最大的悬念。在荔枝运送的紧要关头，一个逃驿事件摆在李善德眼前，从杨国忠口中，读者和主人公才明白逃驿是为了逃避新征的“荔枝钱”。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百姓造成的苦难，身为荔枝使的李善德开始噩梦缠身，夜不能寐。
      
       在唐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船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而在《长安的荔枝》后半部分，作者则叙写了一只运冰江船为了减轻负重而遭到拆毁的过程。在卸下船帆、砍去桅杆之后，“他们拆下了船篷，拆掉了半面甲板，连船头饰物和舷墙都没放过，还扔掉了所有的补给。一条上好的江船，几乎被拆成了一个空壳。送完冰块之后，这条船不可能再逆流返回江陵，只能就地拆散。”
      
       历史小说无法让历史洪流转变方向，但可以代替古人发出呐喊。小人物李善德在最后选择直面杨国忠，一番怒斥让我们的主人公完成了小说交给他的真正使命。历史代价与主人公任务之间的两难就此纾解，小说中荔枝的意义也终于与唐诗中荔枝的象征意义合二为一。
      
       （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