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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9 第27,336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信”的刍议
刘方
同样一个“信”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儒、释、道思想背景下，对“信”的理解就不尽相同。前几天偶然读到2022年6月1日《文汇报·笔会》版一篇题为《释“信”》的文章，文中把《庄子·盗跖篇》中多次提到的“信”字通假，通讹做“佞”，读后有一种需要商榷的感觉。
《庄子·盗跖篇》片段：子张问于满苟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满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抱其天乎！”
“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句中的“信”，容易使人产生歧义，无耻与多信并列一起的用法，让人费解。于是在《释“信”》一文中，作者就把“信”解释为“佞”，把原文后半段解读为：“无耻的人富足，善于奸巧谄媚的人显贵。占据名利最多的人，几乎都在厚颜无耻与奸巧谄媚的人中间。”这样的说法，貌似通顺，实则有违原意。因为源流上，混淆了道家和儒家在“信”上的分歧。
道家依托自然的“信”和儒家尊崇仁德的“信”，原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道家所言的“信”多指，“道”在世间呈现的可感、可知的状态，偏向于“物质”性的存在，是人之所以能够认识“道”的根据；儒家所言的“信”多指领悟“德”后的君子，自然怀有的品格，偏向于“精神”性的存在，是“仁”所显示出的道德水准。郭象的《庄子注》含内七，外十一，杂十五篇。杂篇中的《庄子·盗跖篇》虽说几乎可以肯定是后世的附会，但其本意还是在努力模仿，体现庄子原来的思想，特别此篇在“批孔”的原创态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暂且不考虑文章的立意，这里只从遣词造句的逻辑习惯上分析，原作前半部叙述中，已经出现了“巧伪”、“妄作”和“矫言伪行”这样的词汇，仿佛不应在点题时，把同样的意思转而用一个让人容易产生歧义的“信”字来代替，更何况前文中一直有“不行不信，不信不任”的贯通一致的用法，不会在总结时，突然改变已出现多次“信”的字意，而用其通假为“佞”的含义。
一般提到“信”，自然是褒义的，但儒家理解的褒义，在道家思想中却常常是贬义。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仁义”、“智慧”、“孝慈”和“忠臣”，原来被儒家思想褒扬的价值，在这里却有着不同含义，因为道家看来，它们既是大道废后的现象，同时又是导致大道废的人为原因。《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里集中对儒家最为倚重的概念——“仁”进行了批驳。《庄子·盗跖篇》中的“信”同样是贬义的用法，因为来源是伪善，前提是无耻，如此的“信”，早已沾有了“取信”的功利目的，它并不是道家崇尚以自然为尺度的“信”。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子张问满苟得，“哪有不作为的缘由呢？不做就得不到信任，没有信任就得不到任用，得不到任用就得不到利益，所以在乎名，重视利，其实才是所谓‘义’的真相。倘若抛开名利，回到自己本心上看，那么士大夫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一天不是虚伪啊！”满苟得说：“没有廉耻的人富有，违心取得信任的人显达，最能获取名利的人，都在做无耻而且违心的事。所以在乎名，重视利，就是所谓‘诚信’的真相。倘若抛开名利，回到自己本心上看，那么士大夫的所作所为，哪里是在顺应天道啊！”
儒家的“信”，以仁为体，以信为用，并合着仁、义、礼、智等概念，一同构成“德”的范畴。在“礼”的范式下，以作君子为目的，赋予天下价值体系；道家的“信”，是以德为体，以信为用，并合着一、气、无等概念，一同作为“道”的范畴。在“真”的范式下，以作真人为目的，赋予万物平等的属性；佛教的“信”，是以空为体，同样也以信为用，并合着缘、性、法等概念，一同作为“觉”的范畴，在“悟”的范式下，以求正信为目的，赋予宇宙以精神的世界。儒家使命意义上的“信”，与道家生命意义上的“信”不同，同时也与佛家性命意义上的“信”不同，正是由于不同而产生的对立，同时又构成了它们之间相互的补充和制约，形成中国文化三位一体的格局。这个“体”以儒家自我意识中的“德”为本，包含了“德”在儒、释、道思想领域展开的内容，形成在理、法和道维度上的统一，呈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德”的多维是思想范式的多维，它显示出演绎的思维形态；“信”的多元是文化底蕴的多元，它呈现为归纳的思维形态。春秋时，人们就曾用“经”和“纬”来笼统比喻这样的思维形态，“经”是制丝时，分梳剥离的过程，“纬”则是捆绑聚集的过程。农业文明分散的家族劳动，适应土地气候所需的坚韧和耐劳，以及对社会资源等级分配的依赖，无时无刻不需要“德”或“道”的尺度和价值来维系，并依托这个精神意义上的本体，以多样的“信”为实操工具，实现各种关系的协调统一。《尚书》表达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相濡以沫是践行儒家的“信”，守望江湖是修炼道家的“信”，普度众生是行持佛家的“信”。通过“信”的实践，古人完成思想上的合纵连横，形成了宋以后的文化合流。
2022.06.03
同样一个“信”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儒、释、道思想背景下，对“信”的理解就不尽相同。前几天偶然读到2022年6月1日《文汇报·笔会》版一篇题为《释“信”》的文章，文中把《庄子·盗跖篇》中多次提到的“信”字通假，通讹做“佞”，读后有一种需要商榷的感觉。
《庄子·盗跖篇》片段：子张问于满苟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满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抱其天乎！”
“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句中的“信”，容易使人产生歧义，无耻与多信并列一起的用法，让人费解。于是在《释“信”》一文中，作者就把“信”解释为“佞”，把原文后半段解读为：“无耻的人富足，善于奸巧谄媚的人显贵。占据名利最多的人，几乎都在厚颜无耻与奸巧谄媚的人中间。”这样的说法，貌似通顺，实则有违原意。因为源流上，混淆了道家和儒家在“信”上的分歧。
道家依托自然的“信”和儒家尊崇仁德的“信”，原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道家所言的“信”多指，“道”在世间呈现的可感、可知的状态，偏向于“物质”性的存在，是人之所以能够认识“道”的根据；儒家所言的“信”多指领悟“德”后的君子，自然怀有的品格，偏向于“精神”性的存在，是“仁”所显示出的道德水准。郭象的《庄子注》含内七，外十一，杂十五篇。杂篇中的《庄子·盗跖篇》虽说几乎可以肯定是后世的附会，但其本意还是在努力模仿，体现庄子原来的思想，特别此篇在“批孔”的原创态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暂且不考虑文章的立意，这里只从遣词造句的逻辑习惯上分析，原作前半部叙述中，已经出现了“巧伪”、“妄作”和“矫言伪行”这样的词汇，仿佛不应在点题时，把同样的意思转而用一个让人容易产生歧义的“信”字来代替，更何况前文中一直有“不行不信，不信不任”的贯通一致的用法，不会在总结时，突然改变已出现多次“信”的字意，而用其通假为“佞”的含义。
一般提到“信”，自然是褒义的，但儒家理解的褒义，在道家思想中却常常是贬义。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仁义”、“智慧”、“孝慈”和“忠臣”，原来被儒家思想褒扬的价值，在这里却有着不同含义，因为道家看来，它们既是大道废后的现象，同时又是导致大道废的人为原因。《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里集中对儒家最为倚重的概念——“仁”进行了批驳。《庄子·盗跖篇》中的“信”同样是贬义的用法，因为来源是伪善，前提是无耻，如此的“信”，早已沾有了“取信”的功利目的，它并不是道家崇尚以自然为尺度的“信”。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子张问满苟得，“哪有不作为的缘由呢？不做就得不到信任，没有信任就得不到任用，得不到任用就得不到利益，所以在乎名，重视利，其实才是所谓‘义’的真相。倘若抛开名利，回到自己本心上看，那么士大夫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一天不是虚伪啊！”满苟得说：“没有廉耻的人富有，违心取得信任的人显达，最能获取名利的人，都在做无耻而且违心的事。所以在乎名，重视利，就是所谓‘诚信’的真相。倘若抛开名利，回到自己本心上看，那么士大夫的所作所为，哪里是在顺应天道啊！”
儒家的“信”，以仁为体，以信为用，并合着仁、义、礼、智等概念，一同构成“德”的范畴。在“礼”的范式下，以作君子为目的，赋予天下价值体系；道家的“信”，是以德为体，以信为用，并合着一、气、无等概念，一同作为“道”的范畴。在“真”的范式下，以作真人为目的，赋予万物平等的属性；佛教的“信”，是以空为体，同样也以信为用，并合着缘、性、法等概念，一同作为“觉”的范畴，在“悟”的范式下，以求正信为目的，赋予宇宙以精神的世界。儒家使命意义上的“信”，与道家生命意义上的“信”不同，同时也与佛家性命意义上的“信”不同，正是由于不同而产生的对立，同时又构成了它们之间相互的补充和制约，形成中国文化三位一体的格局。这个“体”以儒家自我意识中的“德”为本，包含了“德”在儒、释、道思想领域展开的内容，形成在理、法和道维度上的统一，呈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德”的多维是思想范式的多维，它显示出演绎的思维形态；“信”的多元是文化底蕴的多元，它呈现为归纳的思维形态。春秋时，人们就曾用“经”和“纬”来笼统比喻这样的思维形态，“经”是制丝时，分梳剥离的过程，“纬”则是捆绑聚集的过程。农业文明分散的家族劳动，适应土地气候所需的坚韧和耐劳，以及对社会资源等级分配的依赖，无时无刻不需要“德”或“道”的尺度和价值来维系，并依托这个精神意义上的本体，以多样的“信”为实操工具，实现各种关系的协调统一。《尚书》表达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相濡以沫是践行儒家的“信”，守望江湖是修炼道家的“信”，普度众生是行持佛家的“信”。通过“信”的实践，古人完成思想上的合纵连横，形成了宋以后的文化合流。
2022.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