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三年前因为职业的缘由，我以近乎终审的角色拜读过叶兆言创作于2017年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那是一部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城为背景的作品，讲述了正处于军阀混战、日军侵华那样一种风口浪尖之上南京社会各色人等在这里所经历的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据兆言事后回忆：在这部小说写得很累、很苦、最艰难的时刻，他曾经非常沮丧地对女儿说，这很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
      
       接下来，兆言的笔头果然转向了非虚构的写作，但主场景依然还是南京。一部《南京传》，以史为纲，爬梳剔抉南京城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秣陵始一直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如何一步步走来？从秣陵到建康，南京二字意味着什么？从孙权、李白、颜真卿、李煜、王安石、辛弃疾、朱元璋、利玛窦、张之洞到孙中山……一个个风流人物在南京又留下怎样的传奇？
      
       今年开年伊始，兆言新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正式公开亮相，由此来看，几年前兆言声称《刻骨铭心》“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之言不是有“撒娇”之嫌就是他小说创作又一次的“满血复活”，而在《仪凤之门》面世前后，我们还几乎同时看到了他《通往父亲之路》等中短篇小说新作的陆续面世。
      
       在兆言40年的创作生涯中，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其作品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叙述平台，而且还不时将其置于作品之C位，无论是非虚构的《南京人》《南京传》，还是虚构写作皆大抵如此，这部《仪凤之门》也不例外。历史和现实、文化和物质，多维度刻画南京与南京人的精神图谱，构成了兆言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之所以如此，我想不仅是因为这里是兆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更由于这座城池不断被建设被伤害，又不断重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它在N个重要历史节点上浓墨重彩的表现无疑构成了中国历史沧桑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围绕民国时期前尘旧事的写作是兆言文学创作中与南京这个元素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标志。仅就长篇小说而言，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到新世纪的《刻骨铭心》再到这部《仪凤之门》莫不如是。于是，在南京这个空间和民国这个时代中，《仪凤之门》上演了一出从晚清到民国风云变幻的大戏：清政权跨台、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及此后南京城内外不同军政势力的搏杀与更迭。
      
       作为兆言这部新长篇小说之名的仪凤门既是南京通往长江边的北大门，也是从南京北上出征或凯旋的必经之门。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重修仪凤门并配之以一条“江宁大马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官家出钱修筑的现代化公路，从江边下关码头出发，穿过仪凤门进入南京城直抵总督衙门，再与城南最热闹的夫子庙相联。而此时恰逢南京下关开埠，外国人经商做生意成为合法之事。《仪凤之门》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在仪凤门重修完工那一年，作品主人公杨逵拉着黄包车与仪菊、芷歆这两代女性相遇，估计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不远的将来自己不仅竟然会从人力车夫一变而成为一名革命党人，而且还要和这两个女子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之中。不仅个人情感生活如此，这个人力车夫还抓住了下关地区的发展契机，一跃而成为商界名流。杨逵和他的一道拉车的兄弟水根、冯亦雄皆以各自的方式卷入那个动荡的时代，从懵懂的无知少年到饱经风霜的中年，涉足革命、商界、政坛，好似时代的宠儿，却又为时代付出了代价。个体与历史与时代一同在仪凤门内外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变奏曲。
      
       这个故事看上去有点离奇乃至荒诞，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靠谱”！上述梗概虽是一种概括，但作品呈现出的场景、人物与故事走向就是这样。兆言自己也承认“《仪凤之门》是一部发生在长江岸边的故事，风云变幻，从晚清写到民国，写到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及之后南京城内外多种军政势力更迭”；“这本书写到了女人如何给男人力量，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转换，革命如何发生，财富如何创造，理想如何破灭，历史怎么被改写。”与此同时兆言也坦陈：“我不会说它是一本靠真实取胜的小说……一部好的小说，真实又往往可以忽略不计。真实可以随手而来，真实不是目的，好的小说永远都是要写出不一样的东西，要无中生有，要不计后果地去追求和创造。”的确，这就是小说这种以虚构为基本特征的文体存在的理由，顺着这样的创作规律，我们不妨看看兆言的《仪凤之门》又是如何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以及创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真实”。
      
       《仪凤之门》故事发生的那段时间先后就有38届内阁轮番执政，最短的两届仅存六天。这个时期给人的外在印象就是一个乱字：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轮番登场，所谓元首就换了好几位，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更是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成一个加强排，绝对一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但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也必须承认，相对于满清，这个时期还是有着不小的进步意义：存续了千年的帝制终于不复存在，孙中山等革命先贤以其毕生之奋斗终于将民主、平等、中华、民族等近现代的概念开始传播开来。在这个也可以称作为色彩斑斓的时代里，各色人等理论上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大家各有其道，但前提是你要有这个本事。
      
       当然，对一个成熟小说家而言，这种历史的巨变更多的只是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巨大而丰富的时空场景，他们更专注是历史长河中个体命运的小历史并进而由此去折射大历史。兆言的《仪凤之门》就是通过许多当时的历史人物和相关史料，将真实历史与虚构小说巧妙地杂交，既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南京城的历史风貌，更着意刻画出作品主人公命运的起伏与曲折。民国初年的那种种“乱象”作为仪凤门内外人物行为的大背景，让那些在常态下或许不易表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得以展示：无论是主人公杨逵和他的车夫兄弟水根、冯亦雄这些男性，还是仪菊、芷歆这姑侄两代女性，男人们带着民间草莽的气息，集血性与鲁莽、狡黠与执著、侠气与流氓于一身，时而英雄，时而市井、时而无赖，个性因时势而变，人性随境域而改；而女性即使是大家闺秀的基本伦理秩序也因此而得以逾越，一些潜在的、乖张的人性获得了表演的空间。这些人物的威猛与劣迹、情感归宿与伦理丑闻都在沉沦与救赎的震荡与摇摆中挣扎，那群红男绿女在常态下或许很难表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都在那个乱世中得以呈现。这一切都是兆言在《仪凤之门》“无中生有”的“创造”以及创造出的那种“真实”，呈现的虽是上世纪头二十年的故事，然其意却不在写史而是写人，尤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与热血，得意与失意，欢乐与悲伤，爱情与兄弟情，都终因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而生发出种种斑澜。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兆言无疑是一个书卷气十分浓郁的作家，但这种书卷气更多地则是表现在他的散文随笔写作中，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其小说则充满了烟火气，虽不乏文人的笔调，但却又常以市井生活、平民视角切入，这样的艺术处理无疑为他那大历史小切口的创作特色平添了文学的真实与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