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伦
      
       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一个讲述成功的中国故事。
      
       电视剧《人世间》成为虎年开年的收视焦点，因为它以满满的中国式人情世故，触动了中国观众的心灵。作家梁晓声说：我想把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原著者以文学语言叙说了中国父辈的故事。然后，我们在李路导演的电视剧《人世间》中，看到中国从苦难走向变革的半个世纪，看到颠簸于历史浪涛的百姓生活，历经悲欢离合。其实，它描写的不只是从前的中国，是从前延续至今的中国。
      
       在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里，书写中国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
      
       《人世间》的成功源于尊重生活。这仿佛是老生常谈，但老生之所以常谈，因为它是真理。
      
       《人世间》叙说的是双重生活：一是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波澜壮阔，少有小桥流水与田园平静；它总是深刻地影响着所有人的命运，少有人能超然度外、徜徉桃花源。《人世间》的故事从1969年展开，许多青年人的命运悄然扭转。接着，它依次表现了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国企改革、经商热潮、棚区改建等重要社会事件。这些事件是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构成当代社会史，也构成中国百姓命运史。中国社会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每个人是颠簸于其间的小船，或者是一个不带救生圈的泳者，同呼吸共命运。二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背景是辽阔的，但编导紧紧聚焦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没有戏剧化的强情节推动，更多是生活琐细的细节。一个东北的工人家庭，一群“光字片”的棚区人们，一出烟火气扑鼻而来的百姓生活之剧，就此徐徐展开。比如开篇的第一集，周家面临着上山下乡的抉择。周秉义下乡离家，周蓉不辞而别，五口之家就此分处三省四地。父亲拿着洗印好的全家福照片说：“这或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张全家福了，难了！”社会生活是风，个人生活是草。风吹草动，即通过细致描写个人命运的“草动”，来折射时代生活的“风吹”，这是编导对中国百姓生活的理解，也是整部《人世间》的艺术逻辑。
      
       电视剧《人世间》采用家庭叙事结构。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微型标本，蕴藏着中国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你写好一家人，打动的是千家万户。周家的故事是全剧的叙说轴心，创作者放弃家庭人设的奇思异想，而是忠实于普通家庭的基本人设。父亲朴实而传统，对儿子严苛，对女儿宠爱。最后却让女儿踩痛了心，踩痛了也爱着，典型的中国父亲。母亲贤惠而顾家，大儿子周秉义有志向且能担当，二女儿周蓉义无反顾而柔情坚韧，小儿子周秉昆憨厚庸常却能竭尽孝心。这是中国人熟悉的家庭成员，就像左邻右舍，就像自己的家。虽然那个年代常常突出“我们”，但只要有个人就有个人的生活欲望。即使是一个大家庭，彼此间冲突与吵架，成为生活的常态。周蓉的突然离家，让父亲心痛而绝然；周秉昆似乎是最庸常的，也是最敏感的，为了父亲的“虚荣”而顶撞；为了大哥的“薄情”而吵架。《人世间》把这种家庭人际冲突表现得真实而温暖，其价值核心就是中国家庭的人伦理想。
      
       人伦思想不同于人本主义。西方的人本主义崇尚的是个性尊重与自由，中国的人伦理想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亲善、淳朴真挚。《人世间》中表现的父女情感、母子情感，甚至兄弟姐妹情感，洋溢着这种人伦亲情。尤其周秉昆虽然庸常，但有道义，敢于为朋友出头露面；有孝心，是母亲最可靠的依托，是家庭的顶梁柱，他温暖着所有观众。家和万事兴，就是中国人伦理想的最高表现，它让观众感同身受，感动不已。
      
       那些具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平常背后见功力
      
       观众喜欢看《人世间》，尤其喜欢看剧中的许多人物形象。比如周秉昆，比如郑娟，比如乔春燕等等，都为大家津津乐道。关于他们的议论远远超过了艺术创作范畴，延伸到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是优秀作品溢出的社会效应。这些年，许多人阅读美国罗伯特·麦基的著作《故事》，然后得出结论：好作品就是好故事。其实，故事只是人物塑造的手段，“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展开史”，艺术创造的终极任务是塑造好的人物。所以说，经典艺术形象是衡量一个时代艺术成就的鲜明标志。同理，衡量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关键是有无成功的艺术形象。
      
       《人世间》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父亲与母亲塑造得平常，就像每个观众的“俺爹俺娘”，平常的背后是功力。周秉昆最为大家喜闻乐见。普通观众始终对普通人物有着天然好感。周秉昆在周家孩子中算是最庸常的。他没有大哥二姐的智商，甚至没有他们的志向与勤奋，他更多是随遇而安。那次父亲带着全家四处拜年，并以大哥二姐是北大学生而有些洋洋得意，他的自尊心受到挫伤，也曾经愤怒过。但是，长期陪护病重的母亲，他无怨无悔。尤其与郑娟的相遇与相爱，更证明他是难得的好人：正直与善良。周秉昆低微但不卑微，苦难但不苦逼，他稀罕生活中任何一朵火苗，然后用它温暖彼此的喜悦。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因为他相信：好好生活，就是美好。
      
       《人世间》中的女性群像各有其貌。郑娟是大家最怜爱的角色。同情是人们最愿意付出的情感。她几乎是苦难的化身，降落在尘埃之中，或者说，就是生活中的一颗尘埃。苦难是她生活的本色，她本能地去承受而不扭曲灵魂。“我不值得”，是她对自己的认识，也是对别人的提醒，她担忧连累别人，但她绝不担忧拖累自己，尤其是面对周秉昆的情感。周秉昆与她第一次相遇，导演用镜头渲染出郑娟娇柔且惶恐，让周秉昆的保护欲砰然而出。随着剧情发展，周秉昆读懂了她的最内心：不为低微而屈从生活，却因为善良而牺牲自我，这是人性中最美丽的光芒。所以，他们彼此义无反顾。有观众评价：周秉昆与郑娟是《人世间》中最幸福的一对。我认同。幸福是幸福感，感受到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人生中的苦难和混乱的最大来源，往往来自高估差别：贪欲会高估富裕和贫穷的差别，野心会高估高官和平民的差别”。周秉昆与郑娟彼此接受平凡，就获得某种幸福感。因为每当他们遇到困难与尴尬，彼此温暖眼神或紧紧拥抱，似乎就有了生活勇气。爱有时就是雪莲，单纯得不需要其他陪衬。郝冬梅是个“落难公主”，底层生活让她变得善解人意。当她的父母重新回到高官职位，她一如既往地爱着周秉义，在周家与娘家之间尽力平衡。周秉义告诉她：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她相信：苟富贵，勿相忘。乔春燕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浴室的洗脚工。她像北方夏天的风，又爽朗又温暖。她主动追求周秉昆，被几次拒绝却依然热情洋溢。
      
       善良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品质，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他人为自己牺牲。这种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你可以不完全赞美，但你不能不感动。相比之下，周蓉有些别样。她有诗意冲动，也有生活主见。她认可好女儿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她认为，好的人生比好的年华更重要。为此，她追随诗人男友，其实是追随自我，即使最后遭遇背叛，自我依然是她不醒的梦想，有时却因抛弃亲情而遭到非议。自我有时会被认为自私。《人世间》这些人物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们都矗立在那里，以艺术应有的姿态。
      
       在纷繁生活中找到真善美的光明，当是创作者的文化自觉
      
       电视剧《人世间》的创作者是尊重生活的。他们不被奇思异想所驱动，而是虔诚地面对生活的原貌，真诚地塑造人物形象。他们相信艺术不一定高于生活，因为中国社会与个人生活蕴含着远比创作者更高更多的人生精彩。《人世间》剧本筹备历时三年之久，拍摄耗时六个多月，场景设计与道具选择几近苛求，以期还原东北的历史场景与生活面貌。尊重生活不是自然主义记录生活，它需要创作者的洞察力。创作者的成熟度，来自于他对生活与人性的洞察与表达。《人世间》创作者是成功的。他们愿意搜寻日常生活中的内在本质，愿意移情到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即使最隐秘的动机也不例外，然后以人物本来的逻辑，生动地描述生活与捕捉人性的声音，传递出对真善美礼拜的潜在价值观。电视剧《人世间》的成功，这是生活的胜利——你尊重生活，生活就给你无穷魅力；它也是艺术创造的胜利——你用心创作，观众就用心倾听。
      
       值得指出的是，《人世间》的表演是十分出色的，这是群体性创造性的表演。它打破了靠大数据与流量统计来配置演员的迷信，它相信真正的艺术靠的就是艺术表演的实力。
      
       温暖现实主义，这是对近年来电视剧主流创作不断成功的理论表述。它意味着我们创作者即使表现现实生活的艰难甚至苦难，也积极给于观众以人性与人情的温暖。纯粹的光明与黑暗，同样看不清楚事物。我们总要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优劣交织的人性中，找到真善美的光明。中国社会风雨兼程、波澜壮阔，诞生出人世间的悲歌与欢笑。所以，积极去表现中国百姓故事，应该是当下创作者与制作主体的文化自觉。记得在一次文化论坛上听到腾讯影业提出的制片方向：“关注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故事”，同时推出“时代旋律系列”创作计划。我们正在观看的电视剧《人世间》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曹雪芹当时不写《红楼梦》，后人何以能写出这旷世奇传？巴尔扎克当时不写《人间喜剧》，后人谁能如此真实写出这部“法国社会编年史”？所以，当代创作者有责任将当代中国故事讲述好，把当代中国人塑造好。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