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超群
      
       与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相得益彰的是，栖居在“丽娃河畔的翻译家”有一多半从事的是俄语文学的翻译。但是俄语翻译远非丽娃河畔翻译家们带来的全部风景。华东师范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拥抱了更多的译者：无论是历经坎坷，改革开放后才来到丽娃河畔的王智量、叶治，还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黄源深，他们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也开创了丽娃河畔翻译家群的新气象。
      
       我是少数有幸进过主万（叶治）先生华山路花园洋房的学生。那是1990年，为了我关于《洛丽塔》的学士论文。叶先生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翻译（或者是“翻译了”，记不确切了）《洛丽塔》？后来读研究生时，上过叶先生的英语散文翻译课，记得碰上dumb anima l s一词，先生译曰“哑口动物”，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三十年未忘。先生是曾经沧海的人，对人类有极深的怜悯心，当时已经名满圈内了，却没有因为数十年的憋屈而报复性地在辞色间略现一点偏慢，总是那么中正平和，平易近人，有着治病救人的无限耐心。那么好的先生，纵然再年少轻狂的学生，也不忍有意无意地冒犯他一点点的。
      
       先生翻译过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一九八六年就因其翻译成就而上过重量级报纸并占不小篇幅。这是非常有标志性的肯定，用英语说，这是“非常响亮的证据”，借用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名来说，就是“结论性证据”，百度了一下，说可以翻译成“确凿的证据”。嗟夫！先生不在，否则或会有我辈想不到的妙译。
      
       先生翻译《洛丽塔》时，度娘还不在。他的洋房也还没有空调。“我吃不消。我没有想到今年夏天会这么热。所以今年整个暑假一直赤膊上阵，一直抓得很紧，没停，现在初稿已经完了，我在校。”这是他1994年时的自述。想来那依然是一个没资格装空调的房子。突然想起后来我在给一批暑期来校的美国短期访学生讲课时一个女学生抛出的一个出其不意的问题：你认为没有空调是不是会影响你们中国人的生产力？我当时不假思索就否定了她的假设。若是现在，我大概还会这样回答，因为中国人极有韧性，极耐高温，例如主万先生。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最绅士、最善良的中国学者遭遇《洛丽塔》，注定是会载入中国翻译文化史的一个事件。
      
       主万译狄更斯、德莱塞们，那是驾轻就熟的，因为所有这些经典作家，都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经受了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的现代转型的主万，在趣味与思想上与他们不远。但是，曾经勇敢地革命的欧美，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后，到二十世纪中叶时，已经没有回头地开始了它的内卷焖燃。这个内卷是无比纠结的，而这种纠结典型地反映在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的文字中。《洛丽塔》预言了西方世界的洛丽塔化。世故如欧洲，也为美国的洛丽塔面向倾倒，尽管同时斥之为庸俗、浅薄。洛丽塔成为当今世界各种消费品牌之名，就是一个征候。因此，这是一部极富文化批判意义的重要作品。小说把一个美国与欧洲遭遇的故事放进了无比巨大的思想框架，古希腊、古巴比伦、古罗马、英语、法语、拉丁语、历史、弗洛伊德（“那个维也纳骗子”）都纷纷登场参与，造就了一个无比繁复纠缠的语言与思想迷宫。
      
       宣称纳氏原著文字轻灵者可以去读他的《说吧，记忆》，能把自传写到如此有语言挑战性的，世界上大概也就此君了。难读，却又迷人，如果读者真正有认知的兴趣，不怕承受艰难的审美。因为厄普代克言之凿凿：纳氏是当代英语非韵文创作第一人。
      
       可以说，当时还很天真的中国读者，还没有为批判性接受《洛丽塔》做好准备。我们打开此书时，傻乎乎地准备着体验一次隐秘的“思想解放”。没想到遭受出乎意料的挑战，首先是语言能力方面的；能够读完此书的中国读者，又遭遇第二重挑战，思想的挑战：在某些敏感议题上，诡辩的叙事者挑战我们的立场。中国传统中最可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强烈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不允许我们站在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这种道德感，面对《洛丽塔》，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遭遇。
      
       都你死我活了，纳氏能不拿出他全部的看家本领吗？因此，《洛丽塔》是极其难译的。因为难译，主万先生的翻译值得我们感恩。我是参考着主万先生的翻译，终于自信基本完全读懂了《洛丽塔》，体验了一次完满的审美幸福。钱钟书先生论述林纾的翻译时，宣告翻译家就是媒婆。察者有资格因林纾用了“拂袖而去”就指指点点（西方人的袖只适合擦拭桌子，不适合表达心灵），但更多的演绎就不必了，就是察而不识了。主万先生以其瑕不掩瑜的翻译，担任了一次真诚且优秀的媒婆。作为一个每年都在课堂上念叨一次《洛丽塔》的教书匠，我对他有深深的感念。
      
       俄语版《洛丽塔》的译者是谁？纳氏本人。他之所以亲自翻译《洛丽塔》，倒不是因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执念，而是深知翻译就（可能）是背叛：“每一个段落都密布着陷阱，都可能导致面目狰狞的误译”。他尤其提到，有人会把翻译变成了解释。手头有一本我尊敬的2011年译本。作为一个后来者，这个译本在文字上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一再犯下解释（因而出错）之过。例如：
      
       我现在对于奎欧提的完整感觉，就来自于流血事件前那场全身扭打。
      
       我浑身都沾满了奎尔提——沾满了流血前他跌扑翻滚的感觉。（主万译）
      
       前者的误译就源自于译者善良的解释动机。原著充满了“奇喻”，奇喻的解读是全体读者的乐趣之所在，想着代劳的译者常不免是强作解人。这种“释译谬误”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译者的通病，在这部小说的各个版本中大量存在（更不可取的是不少很“顺”的“减译”）。作为真正的“资深翻译家”（中国翻译家协会给出的荣誉称号），主万有足够的定力与见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功地避开了“释译谬误”，挡住了“减译”的诱惑。
      
       主万的翻译是传神的，举例言之，原作叙事者的学究趣味决定了他用词中的“科学味”，先生的翻译对之常常有精确的还原，不会把“焦点”日常化为“中心点”，不会把“几何图形”日常化为“路线”，不会把“近亲繁殖”含糊其辞地减译（且误译）为“创造”。
      
       他对原著思想张力的还原也是高保真的。形容儿童们玩耍时发出的声音集合时，他的“坦率而又神圣的高深莫测”（而不是“直率、却神秘如谜”）还原了天真与神圣之间的张力。“神秘如谜”读来很中国化，很顺，却不信。很多类似的例子，证明了他高于普通译者的思维韧性。
      
       这种宁信而不惮貌似不顺，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如鲁迅先生一样，主万一以贯之地保有以翻译扩张汉语之心，例证之一，就是他尽量还原原著的句子结构，而不是把长句嚼碎了，拆成一个个短句喂给婴儿读者。他之翻译特鲁罗普与詹姆斯，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高贵的坚持。
      
       纳氏的思想张力表现在叙事与修辞上，令其作品超越了浪漫主义。中国读者多浪漫主义，以为《洛丽塔》的阅读体验当离艾玛、唐璜、卡门或者康妮不远。没想到一下子被拽出了心理舒适区，于是有了很多激烈的反应，且甩锅忠诚的译者。
      
       我相信，这种文化心理不适体验，学贯中西的译者主万也是经历到的。只是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心灵开放、思维坚韧的译者，他勇敢地完成了与《洛丽塔》的交战，至少打了一个平手。不似我们很多年轻的读者，早早地撤出战场，铩羽而归。主万译《洛丽塔》是个佳作，再深思这个翻译工程与中西在后现代时期的这种文化新遭遇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将是一个记入翻译历史的事件。且待时间之流的沉淀。
      
       追慕先贤，书在人在。我相信，主万先生因他高度负责任的翻译，其个人的思想与精神也经历了一次扩张与淬炼。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