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北大才子陆步轩进入了卖猪肉的行业后，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成就一番事业。他的选择当时之所以被热议，无非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认知，他应该成为一名学者或者某个机构的成员，可是他竟然选择卖猪肉，这与人们预期相差甚远。
      
       问题是，如果按照传统思路去发展，我们无非是得到一个出身名校的普通职员，或者是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没有今天大。
      
       这一典型案例至今仍然典型，不仅是社会应该树立怎样的人才观的问题，我们也有必要讨论：人才流向是否可以更加多元。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才最大限度地为社会贡献智力资源，从而造福社会。在顶层设计层面，则要通过机制创新，既充分保证人才的充分竞争，让更多人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又避免因为过度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为人才开拓更多的出口、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才应成为当下人才政策制定中须考虑的问题。
      
       出口单一势必导致人才过度竞争
      
       美国科技史专家玛格丽特·雅各布在考察近代西方工业化进程时曾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她给出的答案是：英国和法国在18世纪的科技政策偏好是完全异质的，即在科学内容设置与人才培养出口上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导致法国在面对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时处于一种知识的匮乏状态。
      
       雅各布指出：与英国科学家为企业家的需要服务的要求相比，法国对工程科学的控制阻碍了土木工程的发展，科学为国家服务加之工程学校的排他性使这种情况更加糟糕。整个18世纪期间，法国科学家与技术工作者一直在寻求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相伴而来的社会地位。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的“计划困境”观点，国家的功能边界是有限的，无法事无巨细地安排与调控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这也意味着，国家层面能接纳的人才数量与类别也是有限的，当国家提供的岗位与类别增量是有限的，而人才供给却是多样的、源源不断的时候，势必造成人才的过剩与不可避免的过度竞争。
      
       人才培养需要开拓第三种出口
      
       基于这种现状，笔者认为，中国人才培养模式亟需开拓第三种出口，即科技人员为社会服务。由此，构建中国的三元人才培养模式，即中国人才培养模式=（国家+企业家+社会）×服务。需要明确的是，三者之间在功能和空间边界上是存在交集的，但是社会是更大的集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
      
       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社会，整个社会的组织程度日益复杂化，已经远非个人能力所能完全处理的，这就需要人才培养机构以前瞻的眼光看到社会发展中透露出的契机，大力发展服务社会型人才，通过分流，既可以缓解人才过度竞争，又可以快速提升社会服务的能力，改变当下国家、企业与社会在能力结构配置上的不平衡问题，从而助推社会文明程度与协同度的提高。
      
       仍以北大陆步轩进入卖猪肉行业这一案例来看，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卖猪肉是社会领域内的一项普通行业，行业的知识基准线严重偏低。而陆步轩进入后，很快发现这是一块亟需开发的知识洼地，因此，他把知识用在提高该行业的标准上。
      
       对个人而言，此举让他收获了知识梯度带来的收益；对社会而言，提升整个行业标准增加了社会的福祉。我们是想要一个平庸的人还是一个实实在在推进社会进步的人呢？显然是后者。
      
       再比如，网上热议的“年薪50万做‘保姆’”，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甚至是硕士研究生的求职者，深圳更是出现了海归博士到街道办当办事员的事例等，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也充分显示了社会服务领域是严重缺乏人才、也急需高层次人才的领域。同理，如果没有高层次人才的大量进入，这些领域仍将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也不利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更多社会服务型人才提升社会知识对流的效率
      
       如何增加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呢？这就需要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的高校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作为人才培养主要载体的高校对于社会需求有更敏感与准确的判断，但是，作为人才培养主体的高校拥有的自主权却有限，从专业设置到招生规模等几乎所有环节都是如此，因此，管理部门适当放权在当下就具有了独特的改革示范意义。被知识与人才充分装备起来的社会是有弹性的，也是构筑牢固社会共同体的基础。我们不妨设想：两个区域遭遇同样的自然灾害，具有不同社会服务能力的区域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表现，其原因就在于嵌入这些社会结构中的知识与人才的密度存在差异。
      
       由此，增加为社会服务型人才的供给将带来多种益处。
      
       首先，改变公众对于人才界定的片面认识。人才不仅仅指隶属于科教文卫系统的科技工作者，还包括广大社会领域的人才。目前在科教文卫领域，我国拥有省部级以上学术荣誉或头衔的学者总量约为30万人，这个领域一定程度上已出现过度竞争。若适当改变评价体系，接受新的广谱人才观，将极大地缓解这一现象。
      
       其次，一个社会的理想化知识储备结构应呈“正三角形”，即最底层的广大社会生活领域蕴藏丰富多样的各种知识，维持社会文明、有序、高效地运转，这样的社会结构最稳定。相反，如果社会领域知识储备比较匮乏的话，那么高层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活动也将缺乏后劲，因为缺少整个社会底层知识的有力支撑，且这一结构直接决定了整个知识生产链条的生态环境与知识双向对流的效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