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扬
      
       商务印书馆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逐步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出版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探讨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逐渐摆脱了纪念模式，转而从文学史、文化史的历史进程来思考问题。文娟博士的新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小说》，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
      
       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有两个关键词已经获得了研究者的高度认同，一是上海；二是出版。小说与上海的关系，在上世纪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团队撰写的《上海近代文学史》中，有不少精彩的论述。人们通过小说史的研究，第一次意识到文学史上有海派这样的真实存在，也就是说，上海作为一个地域空间，为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价值形态，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的文学价值世界，诗与文的形式，一直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近代以来，小说逐渐兴旺起来，从一种流行文体上升为主流文体和代表性文体。这一转变，与上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凸起，基本是重叠的。有大量研究材料证明，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小说作品的发表，是在上海，众多小说作者也是到上海来谋求发展。这些材料和文学史现象告诉我们，上海与中国近代小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至于为什么小说家愿意来上海谋生，为什么小说文体会在上海兴旺发达，这其中的缘由，与出版业集中于上海有着密切关系。 《申报》最早的征文广告中，明确指出，众多文体中，唯有小说可以获得酬劳。这种商业赢利的稿费支付形式，在给予小说作者以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在文学体制上破除了传统文学的功名利禄的观念。以商业出版的方式直接介入文学的生产和写作，这样的模式，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条新路。
      
       在追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时，以往习惯的做法是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变和事件开始，将前后文学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在商务印书馆研究上，我们看到，印刷出版企业介入文学期刊和书籍的出版以及拉近作者、读者之间关系的现代文学方式，是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提供给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核心要素，是白话、期刊、大学等，那么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活动，早已经将这些核心要素融入到企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推广中。这方面内容，在诸多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研究中都有涉及，只是有的研究者偏向于史料的铺陈，而有的研究者精于要素和观念的提炼。我这样强调商务印书馆研究的特殊意义，是希望研究者能够广泛意识到商务印书馆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文娟博士的《前“五四”时代的文化符号：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小说》在理论表述上，可能没有特别强烈的诉求，但在材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借助史料梳理出来的小说史发展脉络，是有助于人们改变对原有的文学史观念的认识。譬如，商务印书馆对于小说出版的重视，很多回忆文章和研究者都提及，但具体情况却是朦胧而模糊的。文娟根据当时报刊的图书广告，统计出早期商务印书馆在小说出版方面的具体情况，这是一种非常扎实的工作，即便是在大数据盛行的今天，这种统计还是需要专业人员用心研究，才可能有这样的进展。文娟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所以，该书在论述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小说发展的同时，作为附录，是商务印书馆小说出版的编年。这两者对照阅读，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