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 朱 英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绍贝
海内外近代史学者对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十分重视,但近代史视角大部分集中在政治史、思想史,近年也重视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对比宏观的政治史和微观的社会风俗史,处在中层视角的民国社会组织也是非常值得加以考察的对象。清末民初,随着专制帝制的土崩瓦解,民间社团、民间组织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春天。既然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那么作为资产阶级群体最大的社会组织商会,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商会除了把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较发展地区,其势力不仅渗透到传统的会馆、行帮、善堂等社会组织,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政工程机构、地方自治机构以至学校、教育会、文艺社团、医学团体等,其影响力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朱英教授这本《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是他近40年来研究近代中国商人和商会的重要成果,为我们了解商会在中国近代动荡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另一面。
上海商会不仅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商会,也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最大的商会,被誉为全国“第一商会”。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就曾下诏书要求设立商会,但直到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推行各项新政措施,实施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新政策,各省商会才得以正式诞生。在以上海商会为主的商人的积极组织下,清末即开始筹设全国商会,遇到辛亥革命爆发而一度停顿。辛亥革命胜利后,受到推翻清朝、民国肇建的鼓舞,上海商会牵头联合全国各地商会,终于在1914年1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商会组织。
事实说明,上海商会并不仅仅是一个在商言商的社会组织,在重大历史关头,商人也爱国,也曾对历史进程起到重大作用。清末上海商会成立之初,就在爱国商人曾铸的带头下,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起因是美国从1882年开始生效的《排华法案》,1905年,美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续订虐待华人华工的条约,不肯删改苛刻虐待华工条款,于是商人联合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面对美国公使、使领馆的巨大压力,曾铸等商会领导人物仍然坚持不改变立场,最终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虽然在动荡起伏的20世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派政治势力此起彼伏,上海商会和商人们虽欲单纯地“在商言商”,不介入政治,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每次政治风云变幻和政权的更替,都会对商会造成巨大影响,有时候甚至命悬一脉。在清末民初,上海商会本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社会组织,只有服务商人、沟通商情的功能,其组织相对简单,并不掌握社会资源,也无重大权力、利益可觊觎,故而商会初期担任会长、会董,更多的是责任,被推选者甚至并不乐意任职。但进入1920年以后,上海商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而中国近代政治更趋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纷起,甚至与地方军事也不无关联。各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希望拉拢总商会领袖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或者是支持与其联系紧密者登上商会领导人宝座。譬如善于经营政治资本的傅筱庵两次干预上海总商会换届选举,最终在军阀孙传芳的支持下,破坏商会法以及商会章程,使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但好景不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后,国民党即以勾结和支持军阀孙传芳的罪名对傅筱庵予以通缉。
国民党北伐期间,曾发动组织商民,共同参加革命,北伐军抵达上海后,就发起筹组上海商民协会,该组织有浓烈的官方背景,连筹备员都由国民党中央委任,其成立得到高度重视。对清末成立的上海总商会和北洋时代成立的全国商联会,国民党并不信任,早在1928年,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二届第四次全体执监委会议,有提案提出整理民间团体系统,其中就提出取消旧商会,上海商民协会立即表示欢迎,呼吁政府尽快统一商人组织,而上海总商会和各省商联会则对此提议表示坚决反对。1928年10月,上海总商会主导下的全国商联会进行了自选推荐立法委员的举动,意图通过行业界别参政,此举激怒了上海特别党部,使上海特别党部成为当时公开主张取消商会的一支力量。上海总商会本欲与商民协会并存,但却遭到国民党政府和商民协会的不断排挤,意图吞并,于是上海总商会唯有联合全国商会奋起反抗,各地商会函电纷驰,连篇累牍向国民党各级政府提交请愿书,反对取消商会,使得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取消商会的提案最终不了了之。就在大会闭幕后,1929年4月22日,又发生了上海总商会因会客室被占及会所被砸,而被迫“闭门”停止办公的风潮,再次引发激烈矛盾冲突。从清末以来,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上海总商会成立之后虽然遭遇多次重大变故,但从未有过向全社会公开宣布闭门及停止办公的先例。上海总商会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对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市党部做出回击。上海总商会此举博得舆论同情,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关注,派专人前往上海调查,最终保留商会而取消商民协会。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但商会继续存在。抗战胜利后上海总商会又参与了全国商联会的重建工作。作为近代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商业重镇,可以说一部上海商会史也是一部上海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