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
      
       顾红亮和聂大富的《革命精神世界》纵横交错，多方面、多层次揭示和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精神谱系。这项学术成果深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维度来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其提供了资源，而中国近代志士仁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思想觉醒是其直接前导。
      
       《革命精神世界》在阐述“革命精神的传统文化基础”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吸收农民革命文化传统”的问题，这对于认识党的革命精神谱系很重要，但以往对此缺乏注意。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产生的，它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农民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就是说，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富于革命的传统。它所具有的敢于斗争、前赴后继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养分。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和压迫，“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永不言败、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是对历史上农民革命传统的发扬光大。
      
       《革命精神世界》在论述建党初期革命精神时，指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是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使中华民族重新‘站起来’的精神动力”。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由这样的精神动力孕育而生。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个寻求真理的历程，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的过程。洪秀全打破理想世界在远古的迷信，要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康有为讲“逆而强学者智”，认为愈是敢于逆乎流俗，便愈有智慧；严复“做”《天演论》，否定了历来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孙中山提出“突驾”说，认为不应当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就是说，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奋斗精神，是与思想解放紧密联系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中得到了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破除了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迷信，以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作为理想，而且破除了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扬始终和反对教条主义、思想解放相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说：“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赓续中国近代以来与时俱进的思想觉醒，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引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奋勇前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