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近日《我的姐姐》领跑票房排行榜，打破档期观影纪录，如同《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一样，再度证明了现实题材电影的重要地位。母爱与亲情是人类永久的需要，也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这样紧贴日常生活与人生选择的现实题材，在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的同时，也搅动着我们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纠结与争议。
      
       父母意外车祸双亡，给姐姐留下了一个年龄相差近20岁的弟弟。要不要承担起抚养这个弟弟的责任？《我的姐姐》将如此沉痛的问题猝不及防地抛给了姐姐，也犀利地抛给了观众。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会被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审视和检阅。电影为我们讲述的人生故事，情感经历，并不是为了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让我们开始对人生选择、内心渴望、人性明暗的思索。
      
       电影《我的姐姐》开篇就为观影讨论开辟了话题的分类，失魂落魄的女主人公安然在接受警察的盘问，警察说，车祸去世的那对夫妇手机里只有和儿子在一起的照片，没有和女儿在一起的照片，但是事发前却打过十几个电话给安然，她没有接，这直接造成了安然心中的愧疚。其实用这两件矛盾的事件放在故事开头作为铺垫，创作者似乎要先发制人地告诉我们父母的偏心，一直到死都要让女儿背着不孝的包袱，而不是诚心诚意地问，父母这样做或那样做算不算偏心。
      
       总的看来这是一部抒情电影，并没有认真讨论伦理话题的雄心。它的抒情方式也很怀旧，非常像上世纪的热门电视剧如《星星知我心》《妈妈，再爱我一次》等等。《星星知我心》的故事结构与《我的姐姐》也是很类似的，父亲车祸丧生，母亲又得了癌症，几个孩子何去何从，实在牵动观众的同情心。而《妈妈，再爱我一次》，同样是母子连心，作为“香火”的幼童不愿接受和母亲分离，屡次从富贵的家庭中逃出，试图回到母亲身边。更有著名沪剧演员陈瑜主演的沪剧电视连续剧《明月照母心》，讲一个老师怎么被一次又一次托孤，最后要送走这些她本来不负有抚养义务的孩子们，又是何等的锥心。《我的姐姐》里，弟弟安子恒也总是在姐姐最想丢掉他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姐姐”，好像一种通关咒语。
      
       我们若用现代心理学来看待这些故事，这些孩子都有严重的“依恋焦虑”。我们诞生于世的过程，本就是要学习“分离”，先与母亲的子宫分离，再学与母亲的乳房分离，最后，终要与母亲分离。每一次分离，既是危机，也是成长的契机。这就类似于，古代西方男孩的成人仪式，须要独自参与一场战争，其本质，也是要训练他们离开母亲，变得强大。女孩子的成长则要模糊得多，好像是讨论到“结婚”为止，结婚以后的感受就不太重要了。最近又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是因为许多女孩子在婚姻里不快乐。
      
       以前我们不太深究这些问题。但快不快乐并不是人生的主旨，追求生命的意义才是。“姐姐”安然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一开始是逃离这个对她不公的家庭，后来是逃离那个对她有结婚生子要求的家庭，她拿来与生活抗争的工具是“考研”，是去“北京”，但是考研以后呢？去北京以后呢？这只是一个选择，并没有任何承诺或者假定考上了研究生，生活就能步入理想的轨道。即使没有弟弟的问题，她的人生方案，依然是禁不起考验的。
      
       不过，这也是我认同《我的姐姐》的部分。至少电影很正面地给安然出了考卷，她好像只是终于争取到了一次充分表达自己感受的机会，却没有彻底完成“艰难的抉择”，作为女孩成人的仪式。她的自我觉醒来自于“一胎”的终结，父母为了生一个弟弟造假她残疾，还因为她暴露了健康的特征而揍她。这当然是不对的，而且从影像的表现来看，母亲是护着她的，这一切都是父亲的意志。父亲打她却不打弟弟，弟弟却只找妈妈不找爸爸，可见弟弟的依恋还是倾向于母亲的。他们姐弟只在父母墓前有过一次有趣的对话，弟弟说，“我们好像有的不是同一个爸爸”。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戏剧话题。
      
       日本电影《帮老爸拍张照》，拍过类似的情节。一对亲生姐妹在母亲的要求下去探望即将去世的父亲，父亲早年抛弃了他们。小姐妹对父亲的记忆稀薄，虽然内心勉强，但还是去了，到了父亲居住的乡下，却发现父亲已经去世，没想到还遇到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与弟弟的交往中，他们发现了爸爸的另一面。这个在她们心中堪称无情无义的人，在弟弟心里却是个很好的人。三个孩子有商有量，嘀嘀咕咕说，“原来爸爸是这样的人啊”。直至参加葬礼时，女孩给爸爸捡骨，对爸爸说，“爸爸，我不恨你，也不感谢你。”因为没有看到爸爸本人，她们只能给爸爸的骨头拍了张照。电影传递出了一种奇妙的东西，不是是非，也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人的复杂性与生命的短暂。
      
       《我的姐姐》在故事的流畅性上表现尚佳，在深刻性方面就弱得多了。父母过世之后，本已不存在两个孩子争夺父母之爱的问题，而演变为安然软弱的男朋友和乖巧弟弟之间的博弈。这两个男性都没有完成精神独立，总想依附于强大的母性能量。他们在争夺安然抽象的母爱，他们都在找一个新的妈。安然虽然对自己有高度理性的要求，却没有实践理性的能力。这当然是很遗憾的，遗憾的是她错过了又一次成长的机会。她没有在危机中抓住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机遇，她表现得那么摇摆、感性，又诉求不明。其实我们放弃一个人是容易的，当一个没有利益共同体的人显然比较自在一点，但成长的本质就是变得复杂，是承担复杂，不断在复杂的生活变局中调整出新的方案，并加以执行。
      
       姑姑的故事，是典型的女性受害故事。姑姑的出生年代没有给她更好的选择。她生活的样子，像我们在生活中见过的很多女人，她们吃苦耐劳、压抑自己的感受、放弃自己的成长性，换来的是社会的广泛认同。她们没有不劳而获，十分值得尊重，社会对她们也没有与众不同的要求。社会对安然其实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要求，是她自己看似渴望着不同。“与众不同”是有成本和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就是要放弃所有人对她的喜欢，放弃感性。许多人不喜欢《我的姐姐》的结尾，是因为他们发现安然绕了一大圈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她辜负了在影片开始对她有期待的人。她好像触及到了现代性，又无法完全负担现代性的代价。
      
       对年轻女性而言，现实困顿下幻想的飞驰与逃避现实苦闷的渴望是永恒的话题，于是基于童年或原生家庭创伤背景之下的《过春天》的情欲探索，《狗十三》的咀嚼受苦，《春潮》的遁入怀疑，成为女性电影的抒情方式。而男性不管他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创作者和观众的一般审美都指向两个基本话题：“我什么时候发达”“我什么时候发财”。这是很有意思的映照。至少从女观众的角度出发，我更想看到的其实是怎么走出困境，而不是如何情感丰富地在雨天、在墓前、在失恋时一遍又一遍地原地绕圈。自我怜悯所产生的愉悦是有毒的，尽管她能表现得很温柔、很善良、很包容，就像“姑姑们”一样。
      
       正因如此，《我的姐姐》是一部温和的言情片。它虽然触碰到了一些社会话题，但它自己都没有雄心，也不必太苛求它的完善。在电影院里，有许多女观众都在哭。可能是有些细节，让她们看到了自己经历过的事，经历过的委屈和不忍心。作家王定国写过一篇散文《姐姐》，文中他写道：“那时我还有一个姐姐”，可见姐姐已经不在人世。小时候，他剽窃了姐姐的一篇作文，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后来姐姐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了，家也搬迁了，姐姐在作文里把小镇写活了，她自己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妈妈“有时忘了擦掉泪水”，她在哭什么？王定国写道：“我本来就不想忘记，所以一直不敢悲伤”。为什么呢？似乎每一句都语焉不详。
      
       这是非常典型的审美化的“中国姐姐”形象，她是那么模糊、美好、微小又温暖，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孤寂，是被损害的、无声的。张楚的《姐姐》出现在电影结尾，使得抒情抵达电影高潮。“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这里当然也有一点“呐喊”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和《你好，李焕英》一样，我们的票房主力们在历时当下的集体无意识，大概就是再看一看“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吧。
      
       （作者为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