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宏
      
       当下中国的文学界有一种最新的现象，那就是Z世代文学的兴起。所谓的Z世代文学，指的是1995年以后出生的最年轻的一代人所从事的文学实践。很多文学期刊纷纷开辟专栏或专题，集中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写作，也获得了批评界的关注，有关他们的评论与研究也见诸报刊，他们的写作，已经成了当代文学大潮中的后浪。
      
       Z世代文学的历史性兴起及其颇受重视的文学境遇，Z世代作家的精神特征与创作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简单地以十年为界，将中国当代作家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和最新的“00后”等几个代群，虽然省心省力，却又显得不够精要。
      
       代际划分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常总是以那些能够深刻影响一代人精神性格与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应的社会历史转型为界来划分前后两代人。迄止于今天，人们往往将1995年互联网普及后出生的一代人命名为“Z世代”。以网络的普及作为依据，恰好也符合我们中国“90后”和“00后”们的特点。他们与西方的同龄人一道成了出生伊始就伴随着网络数字文化，沉浸于数字化生存的“数字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因此，我们对目前“90后”“00后”的写作，称为“Z世代文学”。
      
       Z世代的数字化生存建构和塑造了他们不同于以往代群的主体性。相对于印刷文化对主体的建构所形成的深度注意力，Z世代的认知特点，更加具有浅表性——即快速、即兴、碎片化、缺乏深度，是与深度注意力相对的浅表性的注意力。Z世代的作家与诗人，相对缺乏思想深度与精神重力，缺乏他们这个年龄所应具有的青春激情，被认为是不够投入与执着，可以从他们“轻浅”的主体性中寻找到答案。
      
       轻浅的主体性，使得Z世代作家迥然不同于他们前一代以郭敬明等为代表的反叛、顽劣和青春飞扬。Z世代作家相对弱化激情与欢乐、喜悦与幸福，也弱化痛苦、愤怒、反思与批判之类的具有深度与力度的精神特征，他们的精神特征，倒是更多地具有“反讽性”。无论是对自我、对他者，还是对社会现实等外部世界，抑或是在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他们更多地都是采取反讽性的精神姿态。
      
       Z世代作家也常通过书写他们的成长，建构和表达着自我和主体。像顾拜妮、蒋在、贾若萱、渡澜、杨帆和李子麒等作家笔下的Z世代人物，很多都有反讽性。顾拜妮的小说《奇怪的人》，写的就是典型的Z世代少年，他们深受二次元文化的影响，沉迷于网络，虽然也很特立独行，向往自由，试图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但在最后，却又总是无奈地接受所面对的现实。出生于1999年的蒙古族作家渡澜曾经以其《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去看乌嘎跳舞》和《昧火》等小说令文坛瞩目，在Z世代作家中独具个性，具有丰沛、卓异的才华与想像力，但在她的笔下，Z世代的反讽性格仍然很突出。比如在其《坏脾气的邻居》中，“我”被无端地卷入邻居美狄娅式的愤怒，并在这种非理性的愤怒中感到“可怕”和讨饶——“我无法与这规模庞大的愤怒抗争”、“我被他们的怒气震慑，蜷缩身体”，并且在最后深深地陷入一种梦魇般的惊恐不安中，难以摆脱。
      
       实际上，在强大的现实面前，Z世代们的这种特性，在程川、张家玮、朱光明、范俊呈、朱天歌、陈景涛和吉云飞等Z世代诗人的作品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像吉云飞的诗作《小镇少年》和《宿舍生活》，恰好也是写Z世代的“成长”。在这两首诗中，曾经时常晃荡于街机厅与台球房，沉湎于电子游戏的小镇少年，也在《宿舍生活》一诗中被以自我反讽的方式想像和描写为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他是一个和蔼的中年男人，微秃，嘴角有点小狡黠/讲着大家都认为很对的话/在讲坛上，人五人六/他知道读书无法抗拒这种无聊”。反讽性的形象，异常生动与鲜明。Z世代们对现实，往往就是仅止于反讽，最终却总是接受与顺从。这样一种精神性格，也许具有安稳或务实的一面，但是在内心里，我更希望他们青春似火，昂扬激越、坚韧顽强，富有理想，朝气蓬勃。
      
       Z世代作家与诗人是目前最年轻的文学代群，他们的写作重点，自然是爱情与婚恋题材。Z世代文学中的爱情，已经不同于我们以往对爱情的理解，而是体现出一种“爱无能”的情感状态。按照心理学的定义，“爱无能”指的是个人对于包括深刻爱情在内的深度情感难有兴趣或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也许这也是Z世代作家浅表性的认知特点所导致的结果。
      
       Z世代文学中的很多诗歌如阿海的《秋天》、廖承佳的《姑娘》、张小榛《世俗的爱情》和黄建东的《思念日记》《感情生活》等，写的都是爱无能的情感状态，不过在此方面，还是以Z世代的小说更为明显。在顾拜妮的小说中，不仅《表哥杨日》中的“杨日”和《菩提旅馆》中的“周明”等人物的所谓爱情故事无爱且荒诞，像《金鱼》和《天堂给你们，我只要现在》等作品中的人物对爱情的诸多追问，更是揭示出了“爱情”的可笑；顾拜妮以反讽的方式解构着“爱情”；而蒋在则在《小茉莉》《叔叔在印度》和《举起灵魂伸向你》等域外题材的小说中，以“我”和娅姆等Z世代留学生对爱情的“无所适从”和可笑的落空，揭示出他们的“爱无能”；至于贾若萱，除了在《事已至此》等小说中书写婚姻的无爱或荒谬，更是在《夜行》《麦收时节》和《被折叠的光》等小说中，书写了Z世代年轻人情感的空洞。特别是在《被折叠的光》中，主人公“桃桃”一方面在“爱情”上平静和理性地与周博文、林茂相处或周旋；另一方面，她与徐雅璇的友情甚至与父母间的亲情，也都显示毫无波澜的空洞与游移。小说的主要内容，写的就是“桃桃”与异性、与朋友、与父母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却很少有亲密性的情感内涵，这一点如“桃桃”在作品中所说的：“也许我不适合亲密关系，我想到，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不适合亲密关系。她们不想和任何人绑定。”我以为中篇小说《被折叠的光》，不仅是贾若萱，也是Z世代作家奉献给我们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小说对Z世代作家和Z世代青年人精神与情感状态的表现，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青年人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所在。Z世代的作家与诗人，往往都有很好的文学与文化素养，他们技艺娴熟，文字与写作水平高，又被文学界广泛关爱，深得厚望，因此非常顺利地走上了文坛，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他们需要在精神和思想的深度方面不断地加强，一定能够真正地走向成熟，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