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迁
      
       最近，因疫情而沉寂了几个月的艺术展览不仅复苏，而且扎堆，热度如气温般节节攀升。某些展览中呈现的艺术家新作却让我在观后内心毫无波澜。这些作品分别来自好几位不同年龄、地域的艺术家。说是新作，却其实完全可以唤它们做“老朋友”——从题材到方式，似乎只是在简单地重复自己。由此带来的审美疲劳，或许就是我激动不起来的原因。事实上，这也正是当今艺坛令人忧心的一种现象。
      
       我不由想到曾经的一个笑话：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老外来中国看画展。他对着偌大的展厅向陪同的人感叹，你们的画家太努力了，居然能画出那么多画！这个老外以为展厅中的作品都是出自一人之手，因为它们实在太像了。这当然只是对其时刚刚开始复苏的艺术界的调侃。当下艺术越发多元化，人也更加崇尚自我和个性的释放，像这样的千篇一律毕竟少了许多，加之抄袭越来越被诟病，有些人便开始重复自己。
      
       从前在与几位朋友闲聊时，有人提出“占山头”的论调，意思是搞艺术要独创一种范式，一种语言，像“占山头”一样，把这种形式作为自己的标签，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作品是谁的，然后就能站稳脚跟。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未尝不是鼓励艺术家拓宽思路、钻研自己独门绝技的好方法。因为已经被占的“山头”除非你能爬得更高，不然还是另辟蹊径为佳。一些展览上的作品，反映出不少画家成功地“占”上山头之后，市场的良好反响，主观上的懒散，或者是客观上的瓶颈，成为了他们再开发“山头”的绊脚石。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占山头”本身不仅消耗体力、脑力，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做“画外功夫”，毕竟“爬山坡”不能完全依靠技术上的精进。但如果只满足于一个山头，躺平了享受爬坡后的红利，终有一天要坐吃山空。某一种狭隘的形式或某一类专门题材的作品成为一位画家的符号，短时期内来看值得称道，从长远计，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历史上好些艺术名家都不止一种“拳头产品”。齐白石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黄宾虹晚年仍不甘寂寞地探索变法。求新求变，是一个画家的保鲜剂，体现了他的艺术活力和作品的新鲜感。毕加索经历了早年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盛年的“黑人时期”“分析和综合立体主义时期”、到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时期”等等。风格丰富多样，后人用“毕加索永远是年轻的”的说法形容毕加索多变的艺术形式。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近年来越来越被大众所熟知的画家乔治·莫兰迪。虽然他曾经短暂地尝试过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追寻过形而上画派的脚步，但192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莫兰迪的画风明显地非常一致——采用灰、啡、粉白为主的暗色调，以桌上的瓶子、花瓶和水壶为主角的静物画，成为了他的标志。他的每幅画看似非常相像，仔细比较时又能发现画面在光线的角度，物体位置的摆放，组合的方式上呈现出许多微妙的差异变化。莫兰迪1950年代早期的作品，画的依旧是这些瓶瓶罐罐，但风格更趋抽象，他刻意淡化了各个颜色区块之间的过渡，让物件、桌子以及后方的墙身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虽然在描绘对象上不断重复自己，我们还是能从画面中读到莫兰迪在创作中试图解决空间、构成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正是如此，才让他的作品看似雷同，却不单调。蒙德里安、巴尔蒂斯、吴冠中……从西方到东方，从具象到抽象，也有大师在不断或者说经常重复自己。但他们并非机械的重复，而只是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重复。更精确的说，他们是在研究标志性元素的不同形态，以及在情境、题材等等变化的条件下这些元素发生的“化学反应”。
      
       每个人的能力、知识都是一个圈，每个人都会碰到瓶颈和限制。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待在这一亩三分地里固守，还是不断尝试接近、碰撞乃至突破这个圈。就艺术而言，前辈大师们告诉我们，即便占了“山头”也不要止步于此，而是需要不断开发新“山头”。找到个人符号或元素，又能将它们和变法进行有机结合是其中的关键。
      
       （作者为美术学博士，上海大学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