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颖婕
“为了纪念入学40周年，请朋友帮俺特别订购了一批班酒。”这两天，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高蒙河在微博上得意洋洋地晒出一瓶白身蓝字的茅台。
“吉林大学考古系78级专用酒”几个字，勾连起一段青葱岁月的记忆——那是专属于早期考古学子的求学时代，也是考古全靠“洛阳铲、软毛刷”的时代。
近年来，随着大量以文物为设计灵感的文创产品的出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蕴含在考古文明中的文化重量和传统审美，在今天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考古这门看似离大众很远的学科，也逐渐脱离了此前的刻板形象，正以各种形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小众”的考古学不但“火”了，还内生出崭新的学科内涵——在“透物见史”中，考古文明始终观照着人类的当下和未来。
“与世隔绝几个月”曾是考古人的常态
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也没有广播、报纸，他们常常两人一组，背起猪油和挂面就出发
“1978年，我考上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40年过去了，高蒙河对往昔的求学生活依然记忆犹新。他记得，当年自己报考的第一专业是哲学，第二专业是历史，由于他的历史分数特别高，就被当时历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考古学优先录取了，“那个时候搞不懂考古到底是干嘛的，说起来，有些阴差阳错”。
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至今已走过了几百年历程。19世纪时，“考古”成为世界通用的学科名称。在我国，宋代兴起的金石学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上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正式起步。其中，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整套发掘和记录方法，为我国的田野考古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之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相继设立考古专业，招收全日制本科生。如今，全国开设考古、文博专业的高校已超过50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明是北大1952年创建考古专业后的第一届学生，入学那年他26岁，已是劳动局干部。“我们那时一共可以填六个志愿，我只报了三个：第一个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个北京大学哲学系。按我的想法，考就考北大，要考不上就好好工作。”结果，高明很幸运地被北大考古专业录取了。
当时北大的考古专业由北大历史系、中科院考古所和文化部文物局三个单位组成。新建立的考古专业“摊子”虽小，聘请来开课的教员却都是全国一流的专家。“殷周考古是郭宝钧，秦汉考古是苏秉琦，隋唐考古是宿白，古建是梁思成，绘画是故宫的徐邦达，古文字是唐兰，这些都是当时的大人物。”
事实上，考古学一开始就不能算是纯粹的“文科”，它强调考古挖掘技术，因此需要师生有一定的理工科基础。那时，考古学的学科形态比较传统，也就是行内人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
大学四年间，高蒙河和同学们花了一年半时间在野外工作，足迹遍布河北、山西等地。正是在那些周而复始乃至寂寞枯燥的发现和研究中，他们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田野考古本事，“等我毕业的时候，已经可以独立带着一支考古队完成野外工作了”。
高蒙河回忆，当时每到一处进行考古发现，就意味着至少有大半个月需要“与世隔绝”。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也没有广播、报纸，他们常常两人一组，背起猪油和挂面就出发。“走到哪里是哪里，碰到风雪天气，军用罗盘都不一定好使，只能硬着头皮摸黑走，找老乡家借住。”老乡家并不厚实的被子、屋里昏暗的灯光，甚至成群的虱子，回忆起来满是人情的味道。“现在想想都是财富。”高蒙河这样说。
有人为猎奇有趣，有人因痴迷而向往
如今的学子不太有野外考古的机会，在高考志愿表上写下考古、文博专业的初心也和前辈有所不同
光阴流转，时移世易。随着考古学的学科形态趋于现代和多元，如今的考古学子不太有野外考古的机会，即便去，考古工地的设施条件也跟酒店差不了多少。而他们在高考志愿表上写下考古、文博专业的初心，也和前辈有所不同。
复旦大学文博系2017届硕士毕业生谢珂笑着说，自己学考古是“入了坑”。事实上，高考那会儿，她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志愿才是博物馆学。
“入学时想得比较简单，就希望读个大学，毕业后安心回老家，到高中当个政治老师。”而选择文博的理由只能用“鬼使神差”来形容。“我一开始以为读这个专业每天会接触古文物，朋友和家人更是问过我，学考古的人是不是就是‘官方盗墓者’‘现代摸金校尉’。但那时我只觉得，‘诶，博物馆学？博物馆学专业是学啥？是每天去接触古文物的吗？听着好像好神奇、好向往的样子！’”
高考尘埃落定，谢珂进入了江西师范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她说，大一那年，学校给新生提供了一次转专业的机会，班里32个人中，15个人提交了申请，但她从头到尾没转。和她一样留下来的人，或是抱着一腔好奇，或是捧着一颗真心，当然还有些奇奇怪怪的理由。比如，认为这个专业可以“周游列国”，而且“不用学高数”。
大三期间，谢珂开始认真思考毕业后的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以及这个社会需要自己干什么。思虑再三，她决定报考复旦大学。除了复旦文博名声在外的缘故，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好了，要做公众考古。”
回忆六年的文博学习生涯，谢珂和同学们很少有“蓬头垢面发掘、研究”“回到小黑屋里整理发现”的经历，迎接他们的，反而是多样化的实践训练。
她曾参与过2016年江苏苏州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的调研工作，以及良渚博物院、陕西博物馆等遗址、场馆的改陈工作等。对她来说，现在从事策展工作，就是在公众考古的范畴发光发热。这个“鬼使神差”的开端，最终成就了一个“如愿以偿”的理想。
当代考古学意在培养“复合型人才”
为了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考古文博人才，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在发生
从传统的学科定义来看，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的的一门学科。它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科学，更是我们看待世界、多维度了解文化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经过数十年的学科发展，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了若干分支。如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田野考古学，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勘探、调查、分析和研究的科技考古学，以及艺术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环境考古等各类专门领域的考古学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考古文博人才，在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中，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在发生。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中，三分之一的课程为实践课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映福说，博物馆专业学生可以依托学校博物馆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同时，学校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均建有文博和考古实习基地，以满足学生实践的需求。此外，学校还与东南亚等国家展开了关系密切的学术交流，为学生 “走出去”提供了平台。
“考古不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接近历史的可能性，更启示和引导今天的我们了解过去和自己，从而更好地思考走向何方，以及如何让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在谢珂看来，这正是当代考古学的意义和当代考古人的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