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

    “消费驱动”并不是说消费得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消费也不像投资那样具有乘数效应，而是指消费对再生产具有牵引作用，消费需求改变引发生产内容改变，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

    近来，关于“消费驱动”的判断不绝于耳，主要依据是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到了76.2%，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在笔者看来，上述研判包含着对加快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善意，但却陷入了投资与消费“非此即彼”的错误逻辑，不利于真正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关于“消费驱动”的提法可能与迈克尔·波特有关。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相互继起的四个阶段，不过他并未提出过“消费驱动”。2008年的那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在对中美两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对比中，反思“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与弊端。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如果不能充分开启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而是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将受到质疑。于是，源于波特提到的“投资驱动”，结合扩大消费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便有了“消费驱动”一说，“消费驱动”成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成功彼岸。

    “消费驱动”的论断有其合理成分。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往复的内在规律性看，如果消费环节不畅、消费需求不举，就会造成大量生产物资滞销、企业资金难以回笼、经济生产活力不足等问题，从而梗阻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消费驱动”并不是说消费得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消费也不像投资那样具有乘数效应，而是指消费对再生产具有牵引作用，消费需求改变引发生产内容改变，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个意义上，“消费驱动”是一个迂回过程，与“投资驱动”发生的机理有所不同，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从“消费驱动”的国际经验来看，大致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较低的恩格尔系数，大约是在10%左右。恩格尔系数代表食品支出在个人总支出中的比重，美国、英国的恩格尔系数大概都在10%左右，而根据国家发改委编写的《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刚刚进入30%，中国正在从小康迈向富裕的大路上阔步向前，但与“消费驱动”的发展阶段还相去甚远。

    二是物产极大丰富，人均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简单地用中美人均消费数据做比较，就能看到，2018年底美国是约20万亿美元产出和80%-85%的消费率，中国是约13万亿美元产出和55%-60%的消费率，美国的消费总额大概是中国的2倍，而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只有美国的1/8。如果考虑物价，差距可能更大，因此中国离“消费驱动”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三是健全的消费体制机制，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当前，受诸多因素制约，城乡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的现象仍旧比较普遍。从2018年9月国办印发的《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来看，健全消费体制机制，既需要在供给端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健全基于消费者个性化反馈信息的分散决策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又应当在需求侧完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住房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优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加强消费信用建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