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一是限定俱乐部投资人注资的“注资帽”，二是限定球员薪酬收入的“工资帽”，三是限定单场比赛奖金的“奖金帽”，再加上限定单笔转会最高费用的“转会帽”——当中国足协即将施行中国足球财务新规的消息于上周见诸媒体后，这四顶“帽子”立即掀起了舆论热议。
“工资帽”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99年，中国足协便曾作出球员月薪不得超过1.2万元、单场赢球奖金不得超过40万元的“限薪令”，但收获的效果几乎为零，甚至由此诞生了大量的“阴阳合同”。新“帽子”的限额应如何确定，以往盛行的“阴阳合同”该如何监管，出现违规情况后该如何处罚？在大部分人看来，财务新政与此前的U23新政都有一个正面的出发点，但如何合理制定细节，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何监管始终是一个难题
中国足坛不乏恒大、上港和苏宁这样敢于一掷千金的豪门俱乐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可以取得一定的短期效果，但很难符合长期发展规律，尤其在中国职业足球的市场收入仍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也正因为此，这一新规获得了大部分俱乐部的肯定。《信息时报》在报道中援引某俱乐部投资人的话写道：“金元足球本来就不符合足球的规律，这几年中超的投入已经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希望足协的系列综合治理措施能帮中超回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此外，不少有天赋的球员收入过高，导致上进心缺失，高收入也成了阻碍中国球员向更高水平联赛发展的重要原因。”
虽然大多数俱乐部表示欢迎，但大家的担忧也是一致的，那就是如何进行监管，防止“军备竞赛”暗中上演。新华社在报道中表示：“包括‘工资帽’在内的一系列财务政策即将推出，将让中国职业足球进入新阶段。一方面，这是有效维护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的抓手，如‘一只有线的风筝’，另一方面则要面临做好监管，警惕那些下有对策的‘花招’。不久前的U23新政，不少场次成为了年轻球员踢个15分钟的走过场，或多或少影响了新政的实施。而在财务方面，手段可能会更加复杂。”
《足球报》同样在报道中提出：“中国足协不断强调出台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加大对俱乐部财务审查和监管力度，严格规范管理球员劳动合同，严厉打击签字费、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行为。但实际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类似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国足协到目前为止都难以做好有效的监管，如何监管，决不能仅仅放在口头上、文件上，而是要做到实处。”
与以往相比，这一次足协似乎在监管方面下了更大的决心。《北京青年报》在报道中援引足协相关负责人的话写道：“足协已经研究和完善了相关政策和措施，例如采取加强对俱乐部和球员的教育宣传，签署诚信承诺书；与税务部门配合，要求俱乐部与球员签订税前工作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税；公开俱乐部财务情况，统一球员薪酬发放的银行账户，加强俱乐部合同的备案审查等。同时，在下一步的财务监管工作中，中国足协将进行多部门跨行业联合督查，坚决整治职业联赛中俱乐部与球员签订‘阴阳合同’逃避监管的顽疾。”
重签合同成为最大争议
除了四顶“帽子”之外，媒体披露的足协财务新规中的另一条规定引发了极大争议——“2019赛季所有国内球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薪酬待遇按税前金额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
“澎湃新闻”在报道中明确表态，“中国足协作为行业协会，并没有权力中止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已经成立的劳动关系。如此一来，俱乐部和球员如何协商，也将是新政后续的最大疑问。”《西安晚报》在采访律师后写道，“球员跟俱乐部之间是劳动关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应该继续履行，如果因为政策的改变而需要重签，首先违背了契约精神，更重要的是违反了《劳动法》。认定一个合同无效，首先是这个合同本身是违法的，解除原有合同必须要根据合同规定及《劳动法》规定进行，如果强制球员重签合同，当事球员有权根据《劳动法》进行上诉。”
除此之外，关于下赛季重新签订合同还存在着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何对待外援的有效工作合同。“腾讯体育”认为，“只与中国球员重签合同，而外援却不用重签，这种操作是否存在歧视？如果规定外援重签合同，外援恐怕要把中国足协告上国际足联。因此，重签合同这个操作是否违规，恐怕并不需要讨论了。”
同时，由于中超的超级外援们都身背着天价合同，如果下赛季就开始执行新规中的“注资帽”和“工资帽”，恐怕拥有这些外援的俱乐部要避免违规，只能低价出售麾下明星，或与他们解约，这同样意味着一笔巨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击穿“注资帽”的限额。部分海外媒体正是从这个角度关注有关中国足球财务新政的话题，《罗马体育报》就断言，“佩莱、奥斯卡、保利尼奥、胡尔克等大牌球员就该准备收拾回家的行李了。”
11月27日至29日，中国足协将举行职业联赛会议，与中超、中甲和中乙俱乐部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一起讨论球员转会费、球员薪资及奖金等问题，并正式下发《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推出2019-2021年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监管配套标准。可以想见，届时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争议绝不会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