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雷
多年来，美国以平衡贸易逆差为理由，不但对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对日本、德国等同盟国实施过多次贸易制裁。其中，作为前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日本，其当时应对美国贸易制裁的举措可谓别具一格，其中部分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日本依靠美国市场成为“制造强国”
战后，日本依靠美国深陷朝鲜战争而产生的“朝鲜特需”，通过扩大加工贸易和基础设施重建等举措实现经济复兴，进入经济高速增长“轨道”。1968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复兴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受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以及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制约，战后早期阶段的日本国内消费市场并不发达，其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外贸出口、基建和企业设备投资。其中，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比较大，而美国则是日本出口产品最大的海外市场。因此，从当时日本的国策来看，实施产业现代化战略是实现“制造强国”、成为全球“出口大国”的必要路径。通过产业现代化战略，日本开始持续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打造本土品牌，以满足全球消费市场的需求。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对美出口主打产品从最初的纺织品、钢铁，到后来逐步转变为家电、船舶、汽车和半导体等产品。其出口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确保“日本制造”始终在美国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日本产品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美国对日本贸易收支逆差的问题开始引起关注。
从美国首次出现对日贸易收支逆差的1965年开始直至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贸易收支逆差不断膨胀，受此因素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开始愈演愈烈。美国政府认为，日本产品大量出口倾销美国是导致美国对日贸易收支逆差激增的主要原因。为了减少逆差，缓解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开始对日本出口产品采取一系列的贸易制裁，以限制日本产品的对美出口。出于同样原因，当时备受美国诟病的还有与日本发展模式比较相似的联邦德国。
日元升值并未扭转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在对日德等同盟国贸易收支逆差不断膨胀的背景下，美国呈现国力衰减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的趋势，国际资本开始流向欧洲、日本及部分新兴经济体。因此，美国不得不依靠债券、股票和房地产交易等传导机制吸引资本回流。尽管如此，美国的产业部门仍然难以有效吸收国际资本，美元贬值趋势愈发明显。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多次金融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很大挑战。其中，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挂钩黄金，美元被迫大幅贬值，此后美元进入了长期贬值的通道。
为防止美元出现货币危机，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1985年9月在美国纽约广场酒店，美、日、英、法、德等国就日元、马克等货币兑美元汇率的上升达成协议。其中日元兑美元汇率比前年同期大幅上升50%左右。随着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日本开始重视鼓励进口、扩大国内个人消费。但根据此后的统计数据观测，日元升值也并未扭转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的问题。因此，所谓调整汇率和平衡进出口的“处方”并未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现象。
究其原因，还是美国未能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经济与产业结构失衡、实体与虚拟经济失调、经济社会资源错配等问题。历史证明，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当事国采取惩罚性措施限制进口的做法，并未能真正解决实质性问题。人们看到，当年美国对日本实施的惩罚性措施以后，美国的对日贸易收支逆差问题并未解决。目前，日本每年对美国仍保持着约五六百亿美元贸易收支的顺差。唯一不同的是，过去日本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额的四成左右，而现在则是中国占据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额的“半壁江山”。美国对外贸易收支逆差的问题却依然存在。考虑到日本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优势，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诸多对美国出口产品都需要从日本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配件等中间产品，如果将这部分因素列入统计口径的话，目前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收支顺差远超以上金额，为上世纪 80年代的两倍以上还多。
三方面举措有效化解贸易摩擦
从日本规避美日贸易摩擦的经验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举措。首先，避免正面冲突，化压力为动力，推动本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其中包括在放宽外国商品和服务对本国市场的准入条件、放宽产业管制以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采用较为灵活的货币政策、推行金融和汇率改革、削减公共债务增加民营企业投资空间、扩大个人消费和信贷规模六个方面实施开放和改革。从事后实施效果来看，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的日本，尽管饱受日元升值之苦，但还是基本完成了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基本实现了本国金融、贸易和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因此，美日之间围绕贸易摩擦和市场开放等博弈虽然延续至今，不得不说一方面政府间谈判所涉及的分歧点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对于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强。
其次，打造全球生产基地，分散贸易与汇率风险。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在国内去产能的同时，开始以全球为视野调整产业布局，积极引导企业走出国门，以直接投资等形式向海外实施生产转移。此举对缓和贸易摩擦、缓解美日两国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们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红利”，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精心打造全球供应链，致力于将“日本制造”融入各国产品之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在海外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业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供应链中主要原材料、零配件和中间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市场销售。随着“日本元素”不断渗入全球制造业诸多品牌，日本企业不但稳居价值链高端，而且还有效地规避美日贸易和汇率摩擦，分散自身的贸易和汇率风险。
再次，不断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广场协议》以后，为了防范美日贸易和汇率摩擦的风险，日本本土企业开始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大对本土核心制造业的研发和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通过几十年的转型发展，日本制造业基本完成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制造业的转型，“日本制造”虽然有起有伏，但在诸多领域中继续保持着核心竞争力，始终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其本土出口产品开始追求与中国等制造大国错位竞争、互补发展。
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力度不足成败笔
1986年4月7日，日本银行总裁前川春雄向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私人咨询委员会——结构调整研究会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报告，人称《前川报告》。《前川报告》指出：随着美日贸易摩擦和日元的升值，日本国内需要降低市场准入标准、放宽产业管制，平衡经常项目收支，推动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革。并称，为了摆脱由于经常项目账户顺差而造成的在世界上孤立的“危机状况”（实际上是受到美国的“孤立”而感到“危机”），日本必须改造成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并扩大海外投资。其后数年，《前川报告》一度成为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蓝本。
随着日元不断升值，日本国民跨境消费成为“新常态”，企业海外投资方兴未艾。一时间，一边是在长城脚下、金字塔前、纽约街头满是日本游客，而另一边是日本企业席卷欧美，开启“暴买”征程。从日本国内来看，虽然个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日经指数“凯歌高奏”，但由于日本的金融改革步伐迟缓，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并未得到扩展，日本央行对银行采取的“窗口指导”和“护送团方式”，以及作为市场利率传导机制的“公定步合”等传统制度依旧存在，国内资源扭曲错配严重，制造业“空心化”和资产泡沫对比鲜明，社会资本“脱实入虚”现象愈发严重。可以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精力有余，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力度不足，加上当时大藏省过于自信，对房地产市场信贷的“总量控制”剂量过猛，最终“捅破”了资产泡沫，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从此进入长达20年的“低空飞行”期。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化解贸易摩擦也好，以内需主导经济发展也好，关键是要“练好内功”，切实有效推动改革开放，真正贯彻落实“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使经济有质有量地发展。 （作者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