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

    如今，很多人都在谈论1985年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多数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针对日本崛起的“阴谋”或打压；日本接受《广场协议》是巨大错误，是导致日本1990-2010年经济低迷（“失去的二十年”）的罪魁祸首。

    笔者认为，不少人对《广场协议》的认知存在很大误解——《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日本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低迷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它原因造成的；而《广场协议》是合理的，也对各签署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一国的“阴谋”

    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联邦德国）西方五国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  《广场协议》，以解决当时美元对其它四国货币的币值高估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问题。这一协议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1970年代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为了克服通胀，1979年美联储启动了加息措施。这导致了美元对其它四国货币的大幅升值，1980-1985年期间总体升幅达50%。美元大幅升值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贸易逆差。同时，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也令美国逆差状况进一步恶化。1980年美国经常账户还是顺差，到了1985年逆差占GDP的比重接近3%。

    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对其它四国施压，以解决美元高估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问题，最终促成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协议中，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均对美国有所让步，而日本的妥协最大，包括：对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刺激内需包括私人消费和投资；监管松绑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活力；缩减财政赤字与产业补贴；就日元汇率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实施金融市场和日元汇率自由化。其中，通过最后两点实现日元对美元升值是核心内容。《广场协议》快速解决了美元高估问题，美国逆差问题也迅速好转，到1991年甚至恢复到顺差状态（当然后来又由于其它原因逆转）。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广场协议》是西方五国共同商讨签订的，是多国“阳谋”，而不是美国专门针对日本设计的“阴谋”；第二，该协议也不是为了打压日本或其它三国（英法德）的发展，而仅仅是为了解决美元高估与美国贸易逆差过大问题。

    导致日本经济低迷主因在于政府决策接连失误

    尽管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及其带来的日元升值是日本后来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但日本国内主流观点并不这么认为。理由是：第一，《广场协议》的签署国，除了美国、日本以外还有三个，但签约后只有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停滞，而英、法、德没有；第二，《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1985-1987年期间升值幅度超过50%），并未造成日本金融市场动荡与经济停滞，而经济停滞发生于1990年之后，与日元升值没有必然联系。

    在日本主流社会看来，日本政府在协议签订后，面对经济形势变化，决策接连失误，才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由于担心日元过度升值损害日本出口竞争力并拖累经济，日本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增长。1985-1987年期间，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信贷放松，不仅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也导致巨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导致严重的股市、楼市泡沫。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曾指出：“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过猛。在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基准利率从2.5%上升到6%。过猛的紧缩政策刺破经济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随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还有学者认为，导致1985-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乃至后来泡沫破裂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银团结构。这一结构的主要特点是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利益关联错综复杂，导致银行的贷款决策、企业的投资决策出现“软约束”，不是很谨慎，巨额资金投向股市、楼市乃至其它风险很高的项目，最后导致经济泡沫与危机。这与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导致1997-1998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

    另外，日本经济的低迷与日本发展阶段也有关系。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时，日本已基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1991年，日本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经济体量大了以后，增长速度会自然放慢，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广场协议》对日本有显著积极作用

    其实，《广场协议》中规定美国以外的四国促使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是完全合理的。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价格，理应随着各国国际收支状况导致的货币供求关系而变动，并自由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额顺差时，外汇供给过多，理应外币贬值、本币升值，从而压缩出口、促进进口，降低顺差；大额逆差时，则相反。当时，美元的确被高估了，导致其它各国对美国大额顺差。因此，其它货币对美元升值，无可厚非。

    而《广场协议》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对各国都有利。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过大顺差或逆差都对本国不利：过大顺差（如当时的日本）会导致出口过多而进口未能弥补，从而导致本国消费不足，降低国民福利；过大逆差（如当时的美国）会导致本国出现偿债风险、货币急剧贬值等金融危机。而且，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与其它四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因逆差过大而发生金融危机，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负面影响他国经济。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包括美日在内的各方都有好处。

    签署《广场协议》对日本有不少好处。首先，协议规定的日元升值促进日本企业海外扩张。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原本出口到美国的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从而实现了从出口到海外投资的转化。例如，为了化解长期的日美汽车贸易纠纷，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累计在美投资了数百亿美元，在美国雇用了数十万员工，进行本土化生产。这不仅化解了贸易战风险，也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其汽车品牌的认同度。

    其次，协议的其它规定促使了日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广场协定》的规定中，开放市场刺激了国内竞争，刺激内需扩大了国内需求，监管松绑激发了私营部门活力，缩减产业补贴则促使企业更好地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日本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一方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加速从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制造业转型。因此，在泡沫破裂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虽然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私营部门的全球竞争力却不断提高，日本商品依然畅销全球。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