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浙记者 蒋萍  通讯员 刘海波

    一根扁担靠在墙上，挨着扁担的是一个硕大的黑布包和一双千层底老布鞋。 “这就是改革开放初，织里人走南闯北发家致富的标配 ‘法宝’，后来总结为 ‘一根扁担两个包，一双布鞋全国跑’。”中国童装博物馆工作人员指着陈列柜一角娓娓道来。该馆位于织里中国童装城四楼，是唯一的国家级童装主题博物馆。

    织里是一座千年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太湖南岸。据介绍，早在2000年前，织里人就擅长种植黄麻，纺织业发达，织里便因此得名，史料中有 “遍闻机杼声”的记载。有传说称，南宋皇帝赵构南渡时曾在织里一村庄借住一晚，整晚听着轧轧之声，便命名此村为轧村。

    改革开放40年间，织里从一座 “穷乡僻壤”的小镇，到年产13亿件童装，占据中国童装市场50%份额，销售近500亿元的 “中国童装之都”，勤劳朴实的织里人也完成了从 “农民创业”，到大刀阔斧办市场的 “产业创新”，再到如今 “产城融合，和谐发展”的壮举，织就了一幅改革开放的 “织里样本”。

    小肚兜奠定大产业

    因“先天”条件制约，织里曾是远近闻名的 “穷乡”。织里人凭着勤劳奋斗，闯出了自己的“童装王国”。

    行走在织里镇吴兴大道，两旁店铺林立，大大小小招牌上写着“童装”“辅料”“布业”“纺织”等字样，车来车往和穿梭其中的“快递小哥”，眼前的场景都印证了“童装之都”的繁华与荣耀。“织里是浙北地区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市场化程度最为发达、经济增长最为快速、人民生活最为富有的地区之一。”织里镇党委副书记盛舸，脱口而出一连串“最”，底气十足。

    濮新泉是这些“最”的创造者和见证者之一。这位湖州今童王制衣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6岁从田坂里洗脚上岸，以6台缝纫机起家，凭着勤劳奋斗，闯出了自己的“童装王国”。濮新泉告诉记者，上世纪 70年代末，由于人口增长、人均耕地短缺，农业生产连年衰萎，一年粮食只够半年吃，织里因而成为杭嘉湖平原出了名的“穷乡”。无奈的织里人重新操起织造手艺，纺织、刺绣、缝纫，生产床罩、枕套等织品。晚上纺织白天卖，老婆纺织老公卖，赚取利润养家糊口。“那时，一根扁担挑起两个包，没有目的地、没有终点，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回家。”

    走出去的织里人淘回第一桶金，许多人成为“万元户”，也带动更多织里人走上这条致富路。至上世纪80年代初，经营户已达数千户，销售踪迹远达东北三省。但随后，织里受到打击——当其他城市的进口绣花机开动后，家庭缝纫机无论从产量、质量、工艺上均无法与之相比，织里的床套、枕套突然没有了销量。聪明的织里人在苦恼中发现，枕套没人买了，儿童肚兜却依旧畅销。至此，织里正式进军童装产业，并很快享誉全国。1989年，织里工商所投资230万元建成 “织里轻纺绣品市场”，织里童装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有形市场。

    上世纪90年代，织里迈入发展快速道。1992年8月，湖州市批准成立织里经济开放区。1995年，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这两个重大的改革举措，掀起了织里创业的第二波浪潮。1997年，紧靠318国道建立的“中国织里童装市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织里童装”区域品牌开始在全国童装市场叫响，2002年织里镇被命名为全国唯一的“中国童装名镇”。2017年，织里童装企业已达3.6万多家，成为中国最大的童装基地。城乡居民收入亦创新高，分别达到60718元和36998元。

    小T台引领大潮流

    服装加工 “低门槛”带来的是“低小散”，但如今，织里强大的设计研发让“童装之都”成为“时尚之都”。

    织里童装设计中心内，小模特们正在走秀，这是一家企业举办的冬装发布会。“别看我们这个 T台小，却是新品发布的主战场，每年几百场童装秀在此举办，说其引领童装潮流亦不为过。”设计中心主任叶芳萍对小小T台非常看重，因为织里的小模特不仅好看而且专业，最小的只有3岁，童装模特成为织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童装设计中心成立于2013年，由织里投资2000万元打造而成，它令织里童装有了跳跃式的发展。设计师胡丽琼原来是织里童装厂的普通员工，而今开起了设计工作室。

    “原来织里的模式是‘现抄现做现卖’，现在我们卖的是创意、设计。”胡丽琼说，只要有灵感，设计师可以马上通过3D排版设计，大体感知效果，如果可行就能在打样间做出一个样品，最后在隔壁的走秀台，通过每周10多场的小模特走秀展示。而织里中国童装城也因此面貌一新，除了传统的面料交易、辅料采购，还兼具设计、打样、展示、营销拍摄为一体。

    “现在织里童装主要在‘微笑曲线’两端，也就是在设计和销售上做文章。”叶芳萍表示，设计中心已经汇聚了近20个工作室，常驻设计师240人，服务全镇 3000多家童装企业，去年设计开发的童装款式多达1.5万件。每天，都有新的童装款式被当场买走，有的成为当季热销品类。“2017年9月，第四届中国·织里全国童装设计大赛收到海内外上千件参赛作品，参与进来的国内外设计师越来越多，说明织里童装设计逐步走向国际舞台。”叶芳萍说。

    “整片的小作坊，一群群工人在操作台上缝制衣物，这是昨天的织里。”濮新泉说，品牌化经营后，企业同款童装的利润率至少提升40%。“一线工人减少了，设计团队扩大了；车间劳动减少了，网上营销增加了。”在今童王园区内，有一片专业童装摄影场地，卧室、运动场、火车站、咖啡厅所有生活场景一应俱全，每到傍晚，都会迎来一波拍摄高峰。

    2016年开始，织里镇联合13个外地商会，合作异地办园。这些加工生产基地多向安徽的宣城和安庆、江苏的宿迁等地区转移，童装外发加工企业达4000余家，带动当地经济的同时，为织里换来腾笼换鸟的宝贵空间。“留下来的，一步步走向高端。企业加大技改力度，推动工艺、设备、产品升级。”盛舸介绍，镇上 50多家试点企业引入打版、裁剪、吊挂等成套自动化设备，今童王、布衣草人等13家童装试点企业，投资1.8亿元完成 “机器换人”。生产线上人少了，从事电商、设计的人多了，后者目前已达数万人，是2012年的十几倍。

    小网格实现大治理

    随着童装产业发展，织里人口从10万人猛增到45万人，政府管理能力明显不足，被戏称为“小马拉大车”。

    吕某、孙某在生产车间劳作时，一时未忍住烟瘾，被“智慧消防”系统发现，受到拘留两日的惩罚，罪名是涉嫌在具有火灾危险场所吸烟。这过于严苛吗？织里人可不这么认为。2006年的两把大火给织里人带来刻骨铭心之痛，也给织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变革。

    “当时的童装企业大多是一楼店铺、二楼厂房、三楼宿舍的‘三合一’作坊式生产，生产、生活、仓库混为一体，火灾发生无处逃生。”盛舸说，这次事件使织里童装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织里镇联手国家和省级消防部门专家，经过上百次试验和不断验证，最终创造性地让住宿和生产实现水平隔离，并在楼房外部修建消防连廊和逃生梯，解决了这种厂房带来的火灾隐患。既保住童装产业又解决消防隐患，织里的这套方案也被写入200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随着童装产业迅猛发展，人口急速增长，社会治理压力陡然上升：45万人口的特大镇，编制内干部不到200人，社会治理力量捉襟见肘。当时书记、镇长的办公室号称“专家门诊”，有时一天要接待十几批群众，主要涉及拆迁、企业纠纷等。政府部门被戏称为“小马拉大车”。

    织里人探索用改革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2014年1月，织里镇创新建立 4个二级街道、2个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又下设 17个社区、34个行政村并赋予相应的职能权限。609名乡镇工作人员下沉到每个街道社区，社区有了更强的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

    “目前，织里已在17个社区建立了 343个‘全科网格’，将综治、安监、消防、社会治安辅助、行政执法、组织、人力社保、市场监管、卫健等原先各自为政的网格整合成一张网。”盛舸介绍，每个“全科网格”都配备了 1名网格长、1名网格警长、1名执法人员和2名兼职网格员。每个网格员都是“全能”巡查员，巡查中无论是发现卫生、安全、治安等问题都能及时处理及反馈，真正做到“一肩挑”。实行“全科网格”化后，2017年织里镇未发生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的安全责任事故。

    “简政放权，也是织里破解‘小马拉大车’的重要改革措施。”盛舸介绍，原先需要市区审批的事项，如今大部分在乡镇、街道或电脑、手机上操作就可直接办理。在4500平方米的织里镇行政服务中心，23个部门入驻的69个服务窗口秩序井然。

    小团队化解大难题

    除了管理体制的改革，织里还提出  “共享共治”，让新织里人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大姐，我们拿不到工资，没钱回家，你能不能帮帮我们？”2017年年底，一家童装企业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企业主一夜间人间蒸发，20多名工人的40多万元工资没了着落，眼看就要到春节了，工人们向有“侠义”之名的“平安大姐”求助。大姐们二话不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企业主的母亲，告诉她欠薪将给儿子带来的种种恶果。母亲思想松动后，她们又帮着联系买家处置设备和车辆，凑出部分钱款，并向工人担保不足部分年后付清。整整忙活15个小时之后，工人们满意走了，却有几位大姐病倒。最终，该企业主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由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受到了从轻处罚。

    “平安大姐”创办人徐维丽是辽宁人，2003年来织里创业，因性情耿直、热心公益，在织里女企业家中颇受欢迎。2015年底，一群姐妹聚会，有人提议，既然大家都爱帮人，不如成立个工作室，就叫“平安大姐”，并推举徐维丽为牵头人。随后，不断有人加入进来，最终组成了一支特殊的调解团队：24位来自全国13个省的“老板娘”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

    工友之间有矛盾，她们出面协调；本地人与外地人起了冲突，她们负责调停；政府政策须贯彻，她们来宣传引导。两年多来，“平安大姐”已为新居民调解各类纠纷358起，且没有一起被起诉。去年，她们还组建了“安姐实业有限公司”，所得利润全都用于公益活动。

    “帮助群众快速有效地解决疑难问题和矛盾纠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织里镇开启的社会治理改革中，政府并非‘单打独斗’，而是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共享共治’。”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认为，除了管理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强化新织里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2014年开始，织里镇积极打造了 “一个多元矛盾纠纷调委会+2个调解中心+6个二级街道调委会+51个村居调委会+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层次矛盾纠纷调解组织网络。如今在织里，“平安大姐”“王金法广播”“平安公益联盟”和13个异地商会等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2017年织里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高达98.7%，多方力量共治效果已经显现，新老织里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也不断提升。”宁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