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月英

    6月13日的 《京都新闻》地域版登载了一篇题为 《暌违数年，万福寺又现双头莲》的新闻 （作者为杉原庆子），讲位于京都府宇治市的万福寺中，种植了前任住持收集的约60种共160盆莲花。时隔数年，今年又有双头莲开放，作为瑞兆的象征，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开双头莲的是孙文莲，其得名源自孙文赠给日本支持者的品种。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万福寺瑞光院的住持吉野心源表示，孙文莲是两国友好的象征，从中感到了一种奇妙的缘分。

    有关孙文莲的渊源，池上正治的《孙文莲》一文有着具体的记载：孙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奔走之际，日本实业家田中隆资助了300万日元及一艘汽船。当时的300万日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亿日元。1918年，孙中山先生为了感谢田中隆的襄助，回赠以书有 “至诚感神”四字的书法作品及四颗古莲子，作为君子之交的纪念。田中隆收下莲子后，珍藏在保险箱内。1951年，植物学家大贺一郎成功地将日本千叶县检见川的遗址中发现的距今两千年以上的古莲子培育开花，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新闻。田中隆已于1935年过世，其子田中隆敏将孙中山先生所赠的莲子托付给大贺一郎，希望也能培育开花。1962年，这四颗莲子中的一颗发芽开花，被命名为孙文莲。作为友好的象征，孙文莲的分株先后被赠予北京中山公园、武汉植物园、台北 “故宫博物院”。

    实际上，万福寺不仅仅有着今年花开并蒂的孙文莲，历史上也与中国渊源极深。南明永历八年 （1654），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隆琦应邀东渡日本弘法。他搭乘郑成功的船，于五月十日出发渡海，七月初五到达长崎。隐元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士民皈依者甚众。1660年，隐元获赠位于宇治的土地，遂在此建立寺院，命名为万福寺，与家乡福清的万福寺同名，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宇治万福寺保持明代寺院的建筑风格，与日式风格的寺庙建筑区别很大。隐元原计划弘法三年后回国，因受到日本信众再三挽留， “屡辞而屡请”，最终不复归返。

    隐元的法嗣木庵性瑫有一位日本弟子铁眼道光，发愿刻印 《大藏经》，得到了隐元的支持。铁眼于是在万福寺建起宝藏院，并以隐元提供的明代万历方册本 《嘉兴藏》作为底本，化募资金，刻成 《大藏经》6956卷，世称 《黄檗版大藏经》或 《铁眼版一切经》，版木约有六万块，至今仍保存在万福寺宝藏院中。

    今年4月22日，我跟随老师、同学一同参观宝藏院，当日工作人员特地给我们讲解和示范佛经的刊印。三百多年前刻成的古版，至今印出的佛经字迹仍极为清晰，毫无漫漶模糊之感，可见历代僧人对版木的珍惜和宝爱。和中国古代主要以梨木、枣木雕版不同，黄檗版大藏经的版木全部是品种为吉野樱的樱木，版木按照部类排列整齐，六万块古版，满满地堆叠了两层楼面。空气中有版木的木香，以及墨香和纸香，一踏入宝藏院，就能感受到非常庄重感人的氛围。

    《铁眼版一切经》的各卷末尾刻有刊记，记录了捐资信众的姓名与捐赠金额，以及刊刻时间和 “沙门铁眼募刻”字样。关于铁眼遂募刻的经过，18世纪日本作家伴蒿蹊在 《近世畸人传》里有很动人的记载：铁眼好不容易募集到刻经的资金时，日本遭遇了大饥荒，铁眼遂将化缘所得尽数施予灾民，自己再次开始募集资金。数年后筹集到刻经的款项，可是饥荒又一次发生了，铁眼再度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救济灾民。直到第三次募集资金，才终于刻成大藏经。

    那次在宝藏院参观之后，大家又一同进入万福寺，正好也看到了那盆孙文莲。当时是四月下旬，孙文莲刚刚长出了几片莲叶，还没有花苞，所以并没有亲眼看到双头莲，但因为孙文莲这个名字非常特别，所以印象颇深。而与万福寺有关的植物，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则是隐元豆。

    京都的超市里出售三度豆，也就是上海的菜场里称作四季豆的菜蔬。有意思的是，三度豆的标签上，有时还标注出いんげん豆。いんげん豆并非三度豆的日语发音，可知是三度豆的别名。我有时也会买来炒着吃，但一直不晓得为什么会叫这个别名。

    前一阵为了写一篇文章，查检日本江户时代博物学者毛利梅园的 《梅园草木花谱》，无意中看到四季豆的图谱旁边，标注了 “隐元豇豆”的植物名。据毛利梅园的考证，四季豆由中国传至日本，京都俗称为隐元豆。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 “いんげん豆”标示的是日语 “隐元豆”的发音。隐元于1654年东渡日本，距今已经三百六十多年了。时至今日，京都仍旧把四季豆称作隐元豆。实际上中国并非四季豆的原产地，四季豆原产于美洲，明代中后期从欧洲传入中国，此后随着隐元东渡而传至日本，被称作隐元豆。

    我以前写植物的文章，经常涉及从外国传至我国的植物，这些植物的译名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从中可以见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从我国传至外国的植物，在外语里对这些植物的译名，同样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文化交流的视角。从美洲经由欧洲传至我国，又从我国传至日本的隐元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