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吴姝
30年后新编一部 《宋明理学史》，“我们将力图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断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对象为原则的研究进路，基于以问题研究为主、以人物个案研究为辅的考虑，把重点放在朱子学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研究上，以此两点为主轴，上下打通，力图对宋明理学思想发展作出整体性以及多元性的全面展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奠定了宋明理学的核心话题、宗旨和目标，指明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尊礼贵德的社会、学术使命，以及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宋明理学在西方学界有“新儒学”之称，这一说法也早已被中国学界认同。今天，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对儒学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宋明理学加以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代意义。
随着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成功立项，对 20世纪80年代的 《宋明理学史》和原有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总结，摆脱各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局限，让宋明理学紧扣时代主题、增强问题意识、助推中国哲学发展，就成了学者们的当务之急。近日，以该项目为依托，“宋明理学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召开，来自美、日、韩、新等国家以及中国内地与港台地区的约90位学者与会，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理学研究是跨文明的交流史
宋明理学不仅仅是中国的——正如介绍世界各国汉学研究史的纪录片《纽带》想要展现的那样，对宋明理学不同路径的研究是不同文明与中国对话的纽带。因此，理学研究也是一部跨文明的交流史。此次研讨会上，各国学者的思想碰撞首先体现在研究路径的差异与融合中。美、日、韩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都经历了“在地化”的过程，并随着其历史发展而不断延革。
日本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7—19世纪的江户时代，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内容，兼采考据学的方式，还试图将宋明理学和日本传统神道结合，发展出日本自身的学派。近代以来，以井上哲次郎为代表，许多学者开始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解释日本朱子学和阳明学；大学的汉文学科也开始建立哲学、历史和文学分科的现代学科体系，研究宋明理学的重镇转移到“中国哲学”学科。基于江户的汉学传统和近代的哲学思维，现如今日本对宋明理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他们重视文献阅读。例如，东京大学已故汉学家沟口雄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就致力于《朱子语类》的全文翻译，这个遗志如今交由后继者们合力完成。另一方面，日本学界普遍接受内藤湖南（1866—1934）著名的唐宋变革说，把宋明理学视为影响中国唐宋以后“近世”经济文化形态的关键。
美国对宋明理学的研究相对日本虽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后来居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 （Hoyt Tillman）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以自己的学习经历展现了美国宋明理学研究路径的变化过程。他说：“50年前，24岁的我开始对中国思想产生兴趣。在过去，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多从宗教史、哲学史的视角进入，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已故教授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就侧重解释‘理’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过去的研究缺乏对历史、政治、文化的了解，因此我写了《朱熹的思维世界》。书中我强调，‘道学’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在宋代有复杂的演变。但是该书的研究路径还是受到了余先生的批评，他说我‘不够历史学家，是一个受到哲学史影响的人’。之后余先生就从更历史学的角度写成了 《朱熹的历史世界》。”说到思想史与观念史、哲学史的差别，哈佛大学包弼 德 （Peter K.Bol）教 授 主 张 从宋明思想史的视角进入，强调这些思想家都是 “历史的”人物。近年来他的研究也代表了一种趋向，即把思想史与地方社会史结合起来，他在大会上发表的文章 《金华诸先生是如何与众不同的》就是一例。
港台新儒家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中叶。在当代新儒家“三代四群”的分期中，港台新儒家是第二代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唐君毅来到香港，牟宗三、徐复观到了台湾。因共同怀着对中华传统 “花果凋零”的忧思，上述三位学者与张君劢一起在1958年元旦签署发表了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 《文化宣言》），其中把道德心性之学视作中华文化的道统。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待宋明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一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
“现如今，中国内地已经掌握着全世界关于宋明理学研究的‘情报’。”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会长土田健次郎对记者说。作为这次大会的主办方，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在谈到国内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宋明理学的路径和方法是可以变化、提升和丰富的。自1987年侯外庐主编的 《宋明理学史》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时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到如今也自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方法只是工具，而对理学思想之问题的把握和自觉才是理学研究得以成功的关键。”
力图全面展示宋明思想史
过去，中文学界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集中于一些“大人物”，如程、朱、陆、王；问题也相对集中于一些大概念，如理、气、心、性。当然，基于他们本身的思想内容和历史地位，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这些人物及观念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仅仅用这些人物及观点的角度去试图涵盖和描述整个宋明理学思想史，就难免会有“化约论”之嫌。对此，与会学者们认为，宋明理学研究缺乏通贯性的理论视野和整体性的理论勇气，要突破这个局限，就必须加强整体性研究和问题史研究。
田浩教授在 《宋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朱熹同时代儒者，包括张九成、胡宏、张栻、吕祖谦、陈亮、陆九渊等，这就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作为哲学家的朱熹的认识，并进一步了解在其所处的时代他扮演的角色。甚至，当我们思考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难题与问题时，与朱熹自身的观点相比，有些朱熹同时代其他儒者的观点或许更加有用。”比如，人们通常认为，帝王们之所以更容易接受朱熹的哲学，主要是因为对于皇帝本人的自身修养，其学说有着伦理、哲学与政治上的关注，具有合乎皇帝身份的优点。而台北政治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马恺之指出，与之相反，吕祖谦看到了这种注重伦理上个人修养的不足，他提出通过制度来改善治理，并对皇权加以制约的思想。因此，他是像黄宗羲这类儒者的前驱者。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宋明理学的称呼只是一种方便法门，因为在严格意义上，‘理学’一词难以涵盖整个宋明时代的儒学思想发展，更难以穷尽宋明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只是由于习以成俗，我们不妨采用‘理学’一名，但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确实需要有一种自觉。”在吴震看来，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发展形态，其理论形态是多彩多姿的：从类型学来看，分为道学、理学、心学、气学等；从“义理性”问题上看，又有“性与天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理气问题”等等；从创新性来看，它是对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隋唐佛教哲学等思想的批判性转化……这些丰富的内涵难以用“理学”一词加以统摄。
正是出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吴震谈及了《宋明理学史新编》工作的努力方向：“我们将力图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断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对象为原则的研究进路，基于以问题研究为主、以人物个案研究为辅的考虑，把重点放在朱子学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研究上，以此两点为主轴，上下打通，力图对宋明理学思想发展作出整体性以及多元性的全面展示。”
以创新性转化回应时代关切
“传统文化如何回应时代关切，如何实现自身的创新性转化，是我们重写 《宋明理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吴震这样说。在他看来，作为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的宋明理学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它不仅是对先秦以来传统儒学的创新性转化，也是近现代新儒学得以兴起的思
（下转 5版）
（上接4版）想土壤。儒学和理学作为一种文化，作为近世中国的价值体系、观念体系，是中国人思想智慧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必然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
60年前，《文化宣言》的作者们为中国文化而奔走疾呼，批评了当时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许多错误认识。《宣言》罗列了几种西方研究中国的典型范式，如传教士模式、考古家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其共同点就是“对象化”的研究，因而难以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直至今日，这种研究偏好依然存在于国际学界，在部分国外学者看来，宋明理学只是“古董”，它仅仅代表着过去，与现在和未来无关。
土田健次郎教授就对当下日本学界将宋明理学“对象化”的研究路径予以批评：“研究宋明理学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的哲学思想和价值，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学界的主流，但相较之下，日本学者对此却‘漠不关心’。他们更乐于去还原宋明理学的整体面貌，将其作为一种纯粹客观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会探讨类似儒学的现代意义之类的题目，但在日本却几乎没有。”土田教授认为，儒家传统在日本看似已经消失，但其实已经渗透至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的普通民众很喜欢读《论语》，他们更能从实际生活中寻找儒学的现代意义，我也经常以这样的人为对象开设讲座，但大部分知识分子们却很少这样做”。
“年轻人应在当代的实际情况中思考传统儒学的价值，因为 ‘道统’不是一个纯粹的既定的东西，它具有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内涵。当代年轻人应当有更多思考的自由和空间，自己决定接受道统的哪一方面，并重新定义道统，这是让它真正保持活力的方式。”今年已 74岁高龄、即将退休的田浩教授坦言，此次复旦之行可能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研讨会，他对未来致力于宋明理学和儒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们提出了这样的厚望。
如今，人类面临着诸多全球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儒学的价值，尤其是它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理念的强调，或许是一剂缓解时代困境的良药。“现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其根源在于过分地夸大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对于许多美国学者来说，研究宋明理学是我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当你深入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你会发现我们有相似的人性、共同的基本需求、接近的价值观和立场，也会找到不同文化之间那些差异的根源，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用更加多元、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并尊重彼此。”田浩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