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

    这一次，走进永嘉里271弄“慎成里”，脚下竟然如此滞涩、凝重，几乎迈不开步了。丁景唐先生走了，我去到他的遗像前三鞠躬。

    “慎成里”有近百年历史，是沪上至今保护完好的石库门旧里。丁景唐老先生从1940年起就住在此地，一住就是七十多年。因为三楼朝南的房间阳光充沛，成了丁老兼具卧室、书房和会客“三合一”功能的居处。

    犹忆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踏入这条老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从一楼沿着木扶梯，一层层盘旋着登上三楼，有点像儿时登龙华塔一样。我带着诗的疑问，来拜见丁老先生。因为偶然知悉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过诗集　《星底梦》，暗忖丁老原来是诗人哪!　那一天，听他谈了很多，关于他的写诗他的经历。他还问及我的爱好，我的爱人姓名及工作等等。告辞时，丁老在赠书的扉页上，不但写上我和妻子的名字，还写上“贤伉俪”三字，捧着这珍贵之书，心头油然涌起一股暖流。

    之后，我便成了“慎成里”的常客。每次去，时间或长或短，都与丁老聊家长里短，聊书事文友，都聊得那么暖心。聊到午饭时刻，便与他的家人围桌而坐，拿起碗筷吃饭，这几乎成了“常态化”一景。饭桌上，丁老笑呵呵地用宁波话说：“韦泱是自瓜人”，意即自家人，听后我心头也是暖暖的。丁老养育七个儿女，个个都是优秀才俊，其中两个是他研究现代文学一脉的，那就是老三丁言昭和老五丁言模。丁言昭曾说，受爹爹影响，韦泱也来加盟，我们小字辈成了“三驾马车”。丁言昭擅长人物传记，丁言模专研瞿秋白和“左联”，我的重点则是诗歌史料。我视丁言昭、丁言模为师姐、师兄，亦是我做人研学的榜样。

    最为惬意的是，丁老那时八十岁上下，喜欢在居家周边散散步，我就陪着他，一边走一边听他絮语。走到弄内右边64号的一排红砖房，丁老说，这里有块牌子，是过去地下党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地方。转到居家后面的襄阳南路上的弄堂口，丁老说这里叫“敦和里”，鲁迅的学生萧军、萧红曾居住在这里，在大饼摊上发现了鲁迅手稿。又说作家巴金也一度在弄内21号住过，这房子是马宗融、罗淑的，他们夫妇去广西教书，委托巴金看守，巴金就索性在这里继续写作长篇小说　《春》。踱到永嘉路对面371弄堂，丁老继续说：“这里是田汉办过南国艺术学院的旧址，可惜已拆得差不多了”。一圈转下来，仿佛是现代文学的“红色之旅”。

    丁老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一直担任着不小的职务，却一辈子买书、淘书、编书、写书，一身布衣，满溢书生气息。他爱书，对爱好书的年轻人更是关爱备至，处处呵护。有好的书，他就给我留着，说这本书侬拿去，用得着。这样的馈赠，已算不清有多少回了。记得，十多年前，北京的梅娘出版　《梅娘近作及书简》，给丁老寄了一小箱，计有十多册，内含几册特制的毛边本。那天我刚走上楼梯，踏入他的书房，已见好几个文友在等着取书，只听丁老大声说，慢慢交，韦泱是藏书家，等他来了先拿。说完，他刚巧看到我了，说来了来了，就取一册毛边本，很快给我签名、钤印。我非藏书家，但听了丁老的话，心头也是暖暖的，暗想：一定要好好珍藏这本书。

    从梅娘就想到了丁老的不少旧雨新知。有时他们从北京等地来上海看望他，他就电召我去，一一介绍给我。有时他乘我去北京公干的机会，介绍我去拜访他们。如四十年代的老友袁鹰、王殊、成幼殊、许觉民等，以及他的学生辈学人如朱金顺、孙玉石、王湜华等等。由此我的人脉愈来愈广，开阔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眼界。

    及至晚年，因健康原因，丁老住进了医院。我就难得去“慎成里”，调转方向直奔华东医院了，我成了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最多的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丁言昭、丁言模出的书，都召我去嘱托分送或寄发。外地书友来沪看望他，大都让我陪去，有的北方人听不懂他的宁波话，我就临时当“翻译”。南京　《开卷》　杂志创刊二十周年，海上连环画中心成立三周年等，请他题字留念，或者书友托办的签名、写字之类。对我的请求他都是有求必应，从没打过“回票”。丁老一贯慈善，乐于助人，我却一次次打扰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现在想来甚觉过分和愧疚。

    与丁老相处，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惟有一次，让我刻骨铭心。那天，他让我在一本书上盖印，我把印章在印泥盒里咚咚按了几下，就快速朝书上敲去。丁老一见，厉声呵斥道：“侬咋弄弄　(你怎么搞的)，敲图章要慢一点”。说完，他走过来示范一遍。我从未见丁老发这么大的火，吓得不敢吱声，静静地看他操作过程。之后，我知道钤印是个细心活，动作要缓慢而有力。

    说起印章，这也是丁老的一种爱好，他把钱君匋、唐云、曹辛之、符骥良、茅子良等篆刻名家给他制的印章，汇编成　《景玉常用印选》，分赠文友和爱好者。每次他在书上签名后，总不忘钤上名章及闲章，一枚二枚甚至三枚四枚，笔墨与印泥落在纸上，是满满的书香。我接触过的文化老人中，没有第二位有如此浓厚的雅兴。他还喜欢拍照片，每次与友人相聚，他都嘱我带好相机，结束时说，来吧，大家拍个照。冲印后，让我一一寄给各位。他是留给我照片最多的文化老人。这也是他长期从事史料研究形成的一个习惯。

    几年前，《出版史料》　老主编吴道弘先生对我说，丁老耳聪目明，记忆力非常好，你常在他身边，多请他谈谈出版方面的事情，多留下点史料。真是不谋而合，《藏书报》　主编王雪霞也有这个设想，商量于我，能否请丁老做个口述实录的访谈专题，还把提问一一传我。我觉得应抓紧做，终于协助丁老完成了近万字的　《答　〈藏书报〉　二十一问》　这个专题，留下一份丰富的文化史料。其中有一细节，他从未披露过。“文革”期间，丁老把　《海上述林》　等几十种珍稀版本，装上三轮车运到出版局　(他时任副局长)，请办公室秘书将书藏于壁橱内，贴上盖有局党委大红章的封条。他说这是用“瞒天过海”的办法，抢救下了这批珍贵书刊。这体现了丁老的机敏与睿智。

    在丁老出版　《犹恋风流纸墨香》及　《续集》　后，我写过一篇长文，较全面地叙述了丁老在创作研究与编辑出版方面的主要事迹，如影印及接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一、二辑，影印五四新文学重要期刊，参与　《辞海》　编纂组织工作等等。今日，回想我与他相处的岁月，他留在我记忆中的往事，都是点滴细节，却更见他的性格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