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晶卉

    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昨天开幕，“四个品牌”建设成为会议上提及率最高的一个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该如何培育未来10年、20年上海发展的竞争优势，来自各个领域的政协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推动品牌建设，政府、企业和社会应各司其职

    “四个品牌”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创新———这是市政协委员万大宁开场的第一句话。他认为，“创新”不是打上“互联网+”或者风口标签的花架子，“创新的结果最终要满足社会的公共利益，应体现出稳定性、多样性、高效性和道德性”。

    宏观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万大宁建议，不同角色要各司其职：企业是主导力量，政府应扮演引领的角色，社会要扮演评价的角色。

    政府应该紧紧盯住环境看，从优化营商环境着手，依据城市产业定位、城市发展定位和品牌战略要求，制定公开、公平和透明的公共政策。政府还应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不断检查既定的政策和措施———究竟是束缚了创新，还是解放了思想？

    企业是品牌创建的主导者，无论是商业品牌、工业品牌还是文化品牌，企业应该紧紧盯着变化看，要“做品牌”，不要“吃品牌”。

    社会则要盯着需求看，在品牌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担当创新的反应器和服务平台，建立完善对品牌的评估机制，并且有意识地担当交易功能，共同承担起品牌建设的责任。

    要把产业优势升级为品牌优势

    迈向人文之城，对标国际一流，上海提出要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激发城市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城市软实力和吸引力。

    在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厉震林委员看来，上海有大量拿得出手的产业优势：上海的文化产业在全国名列前茅，以张江文创产业园区为例，当地已集聚了阅文、沪江、盛大、喜马拉雅等一批品牌企业，是全国产值最高的文创高地之一，“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把产业优势转化成为品牌优势？”

    从几个小问题或许能一窥问题症结：上海的网络文学是全国最发达的，但究竟多少人知道阅文集团是上海企业？　上海的电竞产业十分发达，但多少人能因为游戏联系到上海？　厉震林坦言，上海的文化品牌与上海的关联度太低了。

    “文化是一个充满‘马太效应’的产业，只要有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各种资源都会聚集过来。”厉震林以浙江乌镇举例，乌镇戏剧节和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成为小镇的文化烙印，上海那么多小镇为什么没有诞生出一个具有知名度的特色文化品牌呢？　他曾提交过一个《上海应建设国际文化总部集聚区》的提案，“打造国际文化总部集聚区的品牌效应会很大，上海可以积聚各种资源打造‘人才品牌、思想品牌、作品品牌、模式品牌’，把上海的文化传播到国外去。”

    知识产权是“四个品牌”建设的大后方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曹艳春委员更加关注“四个品牌”建设大后方的法律保障问题。她认为，这几年上海对知识产权保护加大了力度，但是在创新、创意的新兴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依然思考不足：企业创新超前，法律制定滞后，当立法跟不上创新的脚步时，法律该如何做？

    她认为，在保护品牌、保护创新产品上，上海应该加大力度，比如探索惩罚性赔偿，“现在民事侵权的赔偿采用的是填平式的赔偿机制，但对于恶意侵权的违法者来说，这样的侵权成本很低，容易出现重复侵权；国外往往会采用天价侵权费的惩罚性赔偿方式，逼迫企业自主创新”。

    长期从事科技产业的上海高智科技公司董事长刘幸偕委员则认为，在实践中，助力科技成果转化不妨“疏堵结合”，“我们需要注重技术交易平台，通过知识产权的买卖和授权使用来引导和尊重知识产权”。他建议，要特别注重中介组织的发展，让中介组织成为知识产权最大化利用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