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轶
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陈继会先生当时看向我的那个又深又长的眼神。那是2000年的深秋，在郑州大学老校区的南北大道上，一边是苍苍如盖的雪松，一边是整饬干净的草坪，我刚刚把硕士论文的初稿递到陈老师手里，那句话就脱口而出：“我想考博!”说后我自己也呆住了，好像那四个字并非出自我的本意! 陈先生盯着我看了良久，然后爽利地答道：“好啊，我支持!”有一年到深圳去看望陈先生，我忍不住问起那个有意味的眼神，他笑了：“那不是怀疑，是惊喜!”陈先生是乡土文学研究的专家，我最初报的选题却离“乡土”十万八千里，他反复读了读题目，笑着说：“你宏大的学术构想值得肯定，不过，这个题目够你写一本大书的，现在做有点浪费了，先放一放，等你时间充裕了慢慢写。现在你先选一个合适的小的角度，写两三万字就行了。”待我后来稍稍摸到学术门径，再回头看那个题目，才知道当初自己是多么幼稚多么不懂得天高地厚。2005年5月，陈先生风尘仆仆地飞到济南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他“侈誉过实”的赞词如今还响在耳畔：“黄轶对学术有一种真挚的信仰。每次听到她谈起又读了哪些书，又有哪些学术思考，又在构思什么文章，我都能感受到她那难以名状的幸福。”
生性敏感如我，假如在问师之初就遭逢狂风暴雨般的批评，或许早就退却了。是谦和儒雅的陈继会先生，在我学术的起步期，以风和日丽的方式开导我这个初出茅庐不谙治学之道的后生，以耐心厚道的言行引领我读书、作文，“润物细无声”地把我引向学问之途。但遗憾的是，我却没有学到陈先生授业的气度。在我做了业师后，对待自己的弟子总是“恨铁不成钢”，有时竟至于大放厥词。想起来，真是惭愧。
一个以读书为业的女人，有时会拿柴米油盐的生活来度量学术。在我撰写硕士论文时，有段时间度日如年，每天都要对稿子“字数统计”，好像那三万字遥不可及。我私下里说：“等我毕业了，我要把头发染成黄色!”那年正流行棕黄。但是还没等答辩，我又蠢蠢欲动地要考博，我又想：“等我考上了，我要把头发染成红色!”因为这年，又流行起酒红来。
然而待我到山东大学报到，发现博士多到绊腿，怎么也傲娇不起来了；再加上我其时已在高校任教八年，拖家带口与一众小年轻一起读书，压力山大。更重要的是，导师孔范今先生刚给我们上了几次课，我就被他博古通今、纵横捭阖的讲授震住了，而他一再强调的“读原典，读原典”的“原典”，很多我也未曾认真读过，比如全套的 《饮冰室合集》 《新青年》 等———我内心开始长草。为了节省时间，我有时就在宿舍备些果蔬干粮，闷在屋里几天不下楼。孔老师听说后，每每在校园里碰到我同屋，都一再嘱托人家下楼时要叫上我。
记不清最初的触媒了，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一下子选定从晚清民初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角度来写“苏曼殊文学论”。听说有同学的选题被导师否定，我也惴惴不安地把提纲呈给了孔先生。他看完，喝一口酽茶，掐灭手中的烟蒂，又慢慢点上一支，然后用右手轻轻地敲击着桌角，操着一口曲阜普通话说：“对于女性学者来讲，可能所有的阅读和书写都得是她心灵的审美呈现。你喜欢苏曼殊的诗文，关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文人的文化求索，又有了相对扎实的理论准备，能写好。”老师顿了顿，悠悠地抽了一口烟，接着说：“读书就像撒网，要撒得开，也要能收得住。现在你不要急于发文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孔老师引领弟子治学既厚爱又严苛，能够得到他的肯定，我自信了许多；而其“重积淀、厚基础”的严谨学风也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及对史料的重视。
在我心中，孔先生一直都是不言自威的，但毕业后我越来越发现他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一面。2011年5月，郑大文学院邀请孔老师主持研究生答辩，结束后想请他去风景区走走，但老先生执意不给我们“添麻烦”，就在宾馆里给在场的三个弟子谈了一天学问，并指导我们“如今，该读哪些书”，还一再告诫我“不要长年熬夜”。至今想起来那一幕都无比温暖。2015年10月回母校开会时，我陪同王尧老师去看望孔老师。老先生让茶递烟，嘘寒问暖，那样的开心。但由于会务安排，那天谈兴未尽。次日，孔先生又委托马兵兄接我到一家酒楼重聚。我们到时，老先生已先到了，他欣然地拉着我翻看菜单，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我说哪能点那么多？ 他说：“我说了算，都要!”然后嘿嘿一笑：“上次施战军回来就没好好吃顿饭!”那一刻，我看见老师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夹着香烟的手有些颤抖———他又想念远方的弟子了……
我博士的学术方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但是我对近现代部分比较熟悉，对当代文学研究颇为陌生。我想补上这一课。正好丁帆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于是在博士毕业将近两年时，我申请到南京大学进站。
博士后的身份其实蛮特别的，是拿着教师工作证的学生，我便混迹在研究生中听课。第一次旁听就遇到一件奇事：那天选课的学生坐满了大会议室，丁先生讲“新时期文学的反思主题”，还放了一些影像。他正情绪昂扬地讲到兴处，戛然而止，指着一个人问道：“你是干什么的？”那人怔了一下，低着头走了。丁老师的课，常会引来一些旁听者。我的站内生涯是从参加丁先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转型研究”开始的。在我主笔的部分，有一章是“新世纪乡土生态小说研究”，对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领域。丁先生一向推崇思想自由、学术独立，鼓励师徒间平等对话、畅所欲言。在研究推进的每一步，一个概念、一个观点或一处表达，我与丁老师常常交换意见。有时遇到我实在是“榆木脑袋不开化”，在双方各持一端时丁老师会呵呵一笑，痛下决心：“那，你再想想吧!”课题完成后还有很多议题未能深入展开，我索性以“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为题开始了出站报告的写作。这时我才豁然开悟———我要以晚清－五四、新时期－新世纪“两个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来搭建自己基本的学术框架! 至今，丁先生修改的书稿还摆在我案头，那上边有红笔、黑笔还有铅笔写下的批语，既有击节叫好的褒扬，也有犀利明快的批评，条条直言不讳。丁先生为师的格局和风度，激发了我学术探索的极大热望，也作用到我的执教理念。
丁先生是有多重“身份”的人，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分身有术、游刃有余。火车上，会议上，餐席上，牌桌上，刚刚还听到他振聋发聩的发言，转眼他已打开笔记本沉入写作，其不竭的学术激情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许多年轻人也难以望其项背。其实，多年来丁先生患有严重的失眠和耳闷，甚至一度面瘫，但似乎疾病也奈何不了他。能击垮他的，除非是———悲观。在激情和热闹背后，丁先生实际上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将内在的悲凉与悲悯化作启蒙理性的坚守和文化批判的哲学。其勇猛精进，像是传奇。
“拼命三郎”是孔先生和丁先生常对我的戏称，这自然既是肯定也是批评。我有一个偏执的想法：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年轻时就要不知疲倦地博览群书，要有勇气接触各种研究系统，识见不同文学史价值观念的参差碰撞；中年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学术的积累，才有望进入治学的“黄金时代”。正当我打算调整步履时，却突如其来地陷入迷茫：所有的尘埃终将会被风雨拍在泥中，所有的事儿也都不再是事儿。我放任了自己一年：睡懒觉，听音乐，看闲书，游游逛逛。但我心里空落落的，混沌中“不知道风在向哪一个方向吹”……
今年5月底的一天，在校园偶遇陈飞先生，他正准备带两个做“答辩秘书”的弟子去用餐，便邀请我一道。陈先生是隋唐文学尤其是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研究的著名学者，我本科时的古代文学老师。面对年龄悬殊太大、又是跨学科的两代学生，陈先生是这样开场的：“这是黄轶教授，现当代的，学问做得不错。当然，你们也可以称她师姐。”陈先生，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可进可退的位置，我预感到这场大餐不那么容易吃。果然，在觥筹交错之间，陈先生问询了我的健康状况后，缓缓地说：“我正想找你谈谈呢。你呢，休整了一年，做了许多你多年来都舍不得浪费时间去做的事，这其实很难得。但我们这类人，仨俩月不读不写可以，时间久了就丢魂落魄。这和进取和名利都无关，就是活不舒服。你不是关注清末民国读书人嘛，那你一定知道陈寅恪怎么写 《柳如是别传》 的？ 当时那个条件，还有他的身体……”他举起手中杯：“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管不了的，包括生老病死，随它去吧。但我们是自己的恺撒，是可以管一管的。找准自己的‘事’，专注去做，就好，就是生命的享受和活着的价值。”一位大先生，对着“奔五”的老学生，道出了他的期待，还有忧患。能听到如此开诚布公的教勉，我很感恩。回想起来，从本科到现在，好像每次走到“十字路口”，陈先生都会适时地“冒出来”，哪怕五六年未通音讯，但是一见面，他总能“一语道破天机”，给我以当头棒喝!
这些名满士林的先生们，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各个层面扮演着各有风采的师长角色，叠印在我岁月的底板上，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为学为师之道。江湖无处不在，尤其是以“男女绝对有别”为隐秘规训的学界，幸好我遇到的前辈都愿“忽视”我的不才与局限，使我能够葆有读书的初心。感谢“笔会”的约稿，让我在这个教师节，有机会向先生们致敬。